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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有效作用於經濟與社會發展，進而可能進一步導致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災難。美國學者詹姆斯？C。斯科特在研究一些國家推動的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專案是如何失敗時，深刻地指出：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有效政治與大國成長（2）

可以設想，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可靠的手段瞭解人口的數量和分佈，不能知道他們的財富狀況、不能用地圖表示出其土地、資源和居住狀況，那麼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必然是拙劣的。對於國家來說，相對不透明的社會會阻隔一些形式的國家干預，包括受歡迎的（普遍預防接種疫苗）和討厭的（個人所得稅）。所實施的干預往往要以當地人為中介，他們瞭解社會內部的情況，同時很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沒有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國家的行動往往是無效的，無法命中目標。

治國理政者要能在對社會發展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前很好地把握社會現實，除了需要良好的組織力量和技術手段之外，還要有一個科學的發展理念和制度條件，也就是說還取決於政治本身。政治的極端化，往往會導致政治無視經濟與社會的實際要求，從極端化意志出發，進行極端化的決策，其結果必然導致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災難。

治國理政者對經濟與社會把握的失誤所帶來的風險，相對來說，要低於對政治建設把握失誤所帶來的風險。這是因為政治建設與發展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反作用有時候是致命性的。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政治建設和政治發展一旦失敗，就有可能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政治危機一旦導致經濟與社會動盪，輕則使國家治理失效，進而大幅銷蝕經濟與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使其停滯或倒退；重則可能導致國家解體，進而摧毀現有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體系。蘇聯解體的教訓足以讓所有人認識到政治發展失敗所帶來的衝擊是多麼的巨大。儘管20世紀前蘇聯所進行的改革是勢在必行，然而，改革最終失敗，導致國家解體。這其中的原因很多，其中就與政治建設和發展失敗有直接的關係，而失敗的關鍵就在於沒有把握好政治建設與發展的基本分寸。戈爾巴喬夫在總結這段歷史教訓時指出了這一點：

在腦子裡反覆回味80年代後半期和90年代初我國所發生的一系列富有戲劇性的事件，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幾乎我們所有的挫折、錯誤和損失恰恰都和我們偏離了合理分權相關係。有時候是在進行已成熟的步驟時過分急躁；而有時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騰騰。

正如一個國家的危機和治理失敗都必然與政治建設和發展出現問題有關一樣，一個國家的興起和快速發展也都必然與這個國家的政治能夠有效作用於經濟和社會發展有直接的關係。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W。阿瑟？劉易斯就明確認為：“英國作為一個工業大國的偉大成就的基礎是由愛德華三世以來的一系列明智的統治者所奠定的”。美國曆史學家戴維？羅伯茲對這段時期的歷史考察證明了這個判斷。他對繁榮昌盛的維多利亞時代進行考察後就指出，當時英國政治與社會所營造的社會妥協直接呼應於當時的英國經濟奇蹟，並相互促進，從而創造出繁榮的國家。他這樣總結說：　從1842年國會憲章請願運動中的革命性暴動到1910年工團主義者*實踐之間，安靜的工人階級沒有給統治階級帶來什麼威脅和恐嚇。中產階級甚至也停止了對貴族的攻擊和謾罵。如果*聽到英國的中產階級頌揚貴族為英國的當然統治者，或者看到英國工人仿效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自我奮鬥，那麼他會皺眉掃興的。事實上，的確有一種妥協，一種階級間的妥協產生。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緊張、敵視，但大家對社會基礎的基本價值，卻有相當一致的默契。這的確是一個社會的奇蹟，正如維多利亞的豐饒羊角是一個經濟奇蹟。

有效政治與大國成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