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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社會各個階層之間是否保持著一種平等進入和開放的狀態、社會各個階層之間是否保持著一種互惠互利的狀態這樣兩個方面，來觀察轉型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趨向現象對於階層結構化的不利影響。

在現代社會，作為公民的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平等的基本權利，任何階層特別是具有較高社會位置的階層都不應以任何理由人為地設定障礙，來排斥其他階層的社會成員進入本階層，以達到維護本階層特有利益的目的。而且，一個人，只要是具備了某種能力，就應當有機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得到相應的社會位置。正如羅爾斯所指出的那樣，“假定有一種自然稟賦的分配，那些處在才幹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著使用它們的同樣願望的人，應當有同樣的成功前景，不管他們在社會體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麼，亦即不管他們生來是屬於什麼樣的收入階層。在社會的所有部分，對每個具有相似動機和稟賦的人來說，都應當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樣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應當受到他們的社會出身的影響。”“同時，權力地位和領導性職務也必須是所有人都能進入的。”

中國目前社會階層結構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社會階層結構形態不合理，“該縮小的階層還沒有小下去，該擴大的階層還沒有大起來。”換言之，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社會中間層規模過小。這種現象同中國社會主要群體弱勢化問題有著直接的相關性。中國現階段存在著不少制度性的制約因素，如不公正的戶籍制度、缺乏普惠性的社會保障制度、有重要缺陷的就業制度以及不公正的教育制度等。正如韋伯（Max　Weber）所言，地位群體傾向於圍著他們自己劃一個圓圈，來限制地位群體內部親密的社會互動、婚姻和其他關係。這樣，地位群體就發展為一個封閉的“社會等級”。正是這些不正常的制度性因素，嚴重地妨礙著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平等進入和開放，從而造成一種畸形化的階層化過程。如果僅僅從職業流動的指標來看，大量的農民已經變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然而這些農民要想融入城市生活，要想在城市當中安家落戶則難乎其難，難以完成階層的實際轉換。比如，農民進城後首先要面臨著居住的問題。但是按照市場的價格，購買一套商品房對農民來說，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即便是透過貸款的方式，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因為這些人的就業尚且是個未知數，更何況其日常生活、子女就學的開支比以前要大幅增加。如此一大筆支出確實難以籌措。許多農民（實際上其職業身份已經變為工人）在城市裡生活和工作了多年，其勞動成果已被統計在這些城市的國內生產總值當中，但他們的身份卻依舊是“農村居民”，他們的基本生活條件和日常的社會活動條件也因之要低“城市居民”一等。表11（略）可以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城市中單位對待城市戶口人員和農村戶口人員的差別當中，清晰地看到城市當中的城市戶口人員和農村戶口人員在住房、醫療、養老等重要的生活條件方面的巨大差別。2003年底，中國在農村居住的人口是76　851萬人，但全國農村戶口的人員總量還在93　500萬人，兩者相差億人以上。這說明，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性因素，明顯地降低了社會流動的質量，嚴重地阻礙著社會階層之間的平等進入和開放。另外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2002年全社會的各項教育投資是5　800多億元，其中用在城市的佔77％，佔總人數60％以上的農村人口只獲得23％的教育投資。而教育是影響社會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村教育的落後，必定會降低農民的職業能力，進而會嚴重妨礙農民進行向上的社會流動，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會使農民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平等進入和開放過程中缺乏起碼的平臺。這種情形，不但對於目前的階層化過程，就是對於未來比較長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