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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律師協會會長韓學章、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主任張中，被指定為姚文元的辯護人。

他們隨即爭分奪秒而字斟句酌地閱讀分析有關各自委託人的案卷，並同委託人見面，詢問有關案情。張思之在同意為李作鵬辯護後的第三天，重返秦城監獄，同李作鵬見面。按《刑訴法》規定，律師可以查閱辯護案件的材料，瞭解案情，可以單獨會見被告。但鑑於&ldo;兩案&rdo;的極為特殊的情況，辯護人與被告見面時，均有看守人員在場，以防洩密。

李作鵬見到張思之、蘇惠漁時，表示是自己的罪絕不推脫。他說：&ldo;我有罪，有責任，我敢承擔。我的骨頭還是硬的，判罪也接受。&rdo;接著又表示不是他的罪過，不能要他負責。他說起訴書中提到一個叫&ldo;雷永通&rdo;的人之死，可他對此沒有責任。這一點許世友可以作證，蕭勁光也瞭解內情，如果考慮他倆的地位不便出庭作證，希望請許夫人出庭證明一下。談話的時間不算太長，張思之已經感到李作鵬的腦子的確好使。

參與辯護的律師陣容，可以說是相當強有力的。當他們在短暫的時間內，把各自負責的案情仔細地理了一遍後，立即發現了起訴書中的一些不實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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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ldo;林彪&rdo;&ldo;四人幫&rdo;兩案的審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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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乎每日一次的辯護組碰頭會上，為姚文元辯護的韓學章、張中，首先指出了起訴書中對姚文元的部分指控不能成立。起訴書第46條認為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犯有策動上海武裝叛亂的罪行，其中指控姚文元的依據，是1976年5月7日，他在談論天安門事件時講道：&ldo;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門廣場事件是暴力，將來的鬥爭也還是暴力解決問題。&rdo;說這是為上海武裝叛亂做輿論準備。可事實是策動上海武裝叛亂是在當年10月間，&ldo;四人幫&rdo;感到行將覆滅才著手的垂死掙扎，而姚文元講這番話，卻是在&ldo;四人幫&rdo;猖獗得意之際，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絡。

起訴書第34條，指控1967年5月，張春橋、姚文元在濟南支援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王效禹鎮壓群眾，導致武鬥流血。而根據當事人王效禹的供詞，只有張春橋說支援王，姚文元事先並未表態，事後才說了句慶賀的話。顯然，他不該負挑起事端的責任。

但當時韓學章、張中對是否提出反駁，拿不定主意，因為起訴書是經中共中央上層審閱的。辯護組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提出反駁。中央的精神是要使此次的審判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主管&ldo;兩案&rdo;審判的彭真也指示：&ldo;不僅要辯護，而且要很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rdo;不駁回明顯失實的指控，不依法解脫被告不成立的&ldo;罪責&rdo;，則被告內心難以誠服，也不能使最終判決在法律上長久立得住，同時還是律師嚴重的失職。

也是在碰頭會上，律師們還認為：起訴書第8、第10條指控、並被視為對&ldo;四人幫&rdo;審訊突破口的王洪文&ldo;長沙告狀&rdo;，在黨內組織上是合法的，不能構成罪行。1974年10月籌備四屆人大會議期間，江青、張春橋為了在此次會上謀取更大的權力，慫恿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裡的毛澤東告狀，誣陷周恩來、鄧小平&ldo;搞篡權活動&rdo;。而當時江青、張春橋在黨內都有合法的地位，他們和王洪文、姚文元等政治局委員在釣魚臺共同商議問題，然後讓黨內排名在周恩來之前的副主席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敘述意見，儘管內容是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的，可斥之為心懷鬼胎，可斥之為暗中作祟，但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