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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國二千萬人者，因多數人無知識，一個人抵不住一個人之故；此尚就對外者言之也。說到對內，共和國家，主體在人民，必人民之知識發達，然後能運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則其政權，必將由多數人民，移之少數人之手；既移之少數人，則此少數人所運用之政治，必以少數人之利益為利益。

基於上述認識，閻錫山將他所說的國民教育，“視為最重”。他在手訂之“人民須知”中告諭：“凡上過學的人，知識就高了，身體也壯了。為父母的，無論如何貧窮，總要使子女上學。是父母對於子女的義務，又名叫義務教育。”“那一國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別國的欺侮，也就和鄉下那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別家欺侮是一樣的，所以國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學，就要罰他，罰了還得上學，又名叫強迫教育。”“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畢業，學下打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因而“凡是山西百姓，不論貧、富、貴、賤的小孩子，七到十三歲，這七年內，須要有四年上學，這就名叫國民教育。”　這裡所說的普及國民教育，實際上就是普及小學教育。

閻錫山普及國民教育的措施和步驟是：

一、擴充師範學校，培養師資隊伍；二、調查學齡兒童，籌款設學；三、勸匯入學，實行強迫教育；四、全省分六次普及：第一次省城至七年九月普及，第二次各縣城至八年二月普及，第三次各縣鄉鎮及三百家以上村莊至八年八月普及，第四次二百家以上村莊至九年二月普及，第五次百家以上村莊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六次十家以上村莊至十年二月普及。

透過以上措施與步驟，山西全省之內普通小學校逐年增加。據統計，到1921年，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小學校近500所，在校學生約近50000人；男女國民學校19463處，學生人數722156。　當時山西人口逾千萬，在學齡者應不下百萬。若按此統計數字，閻錫山的國民教育普及率當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不排除統計數字中之水分）。　。。

三、發展經濟文化　注重發展教育（2）

與國民教育不同，所謂人才教育，是“以供給適應時代之行政自治，及社會高等事業之用為主”； 是“屋之在地上者也”，是“人人皆知注重”的教育。“人才教育”，因“對於社會上有報酬，受此教育者，亦多亟亟以謀發展，故社會上皆知重之。”

出於實際應用的需要，閻錫山對於人才教育的關注事實上較之國民教育更甚。執政伊始的1918年初，即按照“用民政治綱目”設立“育才館”，“培養專門學校畢業人才，以適應行政及社會事業之用。”育才館“招收專門學術試驗所錄取之學生，訓練新人，推行新政。其後山西行政及經濟建設，即以其為骨幹，各機關主官及重要職員，多為育才館所訓練者”。

繼育才館之後，“除輔助國立山西大學”，又“先後在太原分設法政、工業、農業、商業、醫科專門學校，外國文言學校、進山中學等校，在運城、大同、長治、代縣、臨汾設省立中學、師範及職業學校。”成立於1919年8月的“外國文言學校”，由閻錫山自任校長，“聘德籍哲學音樂博士衛西琴為教務長。衛氏愛慕中國文化，先至印度、日本考察，民國元年來華，初在北京講演，並著《中國教育議》，由嚴幾道譯成中文，於報發表，主張中國應發揚孔子中庸之教，不可一味摹仿西洋。……外國文言學校，設英、法、德三系，每系二班，學生由各縣高等小學應屆畢業前三名中考選。第一期招生150名，一切費用由學校供給，採自動自覺教育法，不僱工友，學生分工料理日常生活事項。後改為‘大通學院’，民國十六年停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