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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幾個字，勞先生有時會興到勉勵兩句，可惜自己始終是鈍根，又沒有機會放下工作好好追隨勞先生補讀一些基本的書籍，所以始終是外圍的「早期弟子」之一。三十年來新春都有拜候，只是最近幾年，他似乎多在臺灣，我又僻處南陲，敬問起居就少了。最近看到好友溫偉耀博士的抒情小品《真情的約會》，談到「良師」，他慨嘆至今未遇到肯悉心指導他的教者。勞先生就是他在中文大學寫博士論文「北宋理學研究」的指導教授，但只聽過三堂他親講的課。除了可數的幾次學術性面談，根本扯不上生命的交匯云云。如果勞先生知道他這位「關門弟子」的影響力和心事，或者也有點遺憾：與這位年青而成就卓偉的神哲學家談得太少吧。

有位年紀比勞先生稍高，名氣更響的大宗師說：「多一個基督徒，便少一個中國人。」其實西漢以前的中國文化，也不包括佛教。勞先生在這方面，不知是否會多一點謙卑與好感。最近聞悉他身體不好，返港休養，便打電話到舊址問疾。幸運地接通了。原來老師也看到前時我所寫的見證小冊子。他說：「你就說說自己的感想好了，不必談論學術。」其實，即使一個不識字的人，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心路歷程，就已經可以是學術；要到勞先生那個層次才配談學術，天下又能有幾人呢？

當年任恩德博士（dr e runyan）就與助教金聖華同學一面談新買的吸塵機，一面和我談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的學術。時光倒流三十年，又是重讀學位的日子。話說那時副修哲學，除了勞先生的兩科「中國哲學史上、下」外，以前在崇基四年級時念過《理想國》（republic），就與柏拉圖再對話一番吧，怎知新任講師由美而來，新課程要包括大部分柏拉圖的《對話錄》而不是《理想圖》，外加《亞裡士多德文選》一巨冊。本來說希臘話的兩師徒改用艱深英語向我圍攻，助陣的有任博士和我的昔日同窗，當我們在羅師渾沌時便已留美一年取得碩士歸來榮任助教的金小姐。她（應該說她們）用美式自由討論法，預先要飽讀原書，如此這般，我們師生三個之中，英文最差處境最劣、心情最悶的那個人，自然最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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