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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希特勒用來為其觀點辯護的理由( 我在這裡所指的包括純軍事的在內) ，通常也還是不易加以駁回的。尤其是在有關作戰意圖的任何討論中，所爭論事件的後果幾乎無人能作絕對正確的預測。在戰爭中沒有一件事能夠確定，不管是說的還是做的。

當希特勒自己感覺到他在戰略方面的意見，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時，他就馬上會從政治或經濟的領域中去尋找理由。因為他對於政治和經濟情況的知識，是任何前線指揮官所無法比擬的，所以他的辯論在此時通常就也更顯得理直氣壯。作為一種最後的手段，我們也就只好堅持著說，假使他不同意我們的建議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則在軍事方面一定會發生惡劣的後果。於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也就會隨之而受到惡劣的影響。

相反，儘管他不願意接受要求，可是卻常常表現出來他是一個善聽者，而且有時他也能作客觀的討論。

這樣一位宿命論的獨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ldo;天命&rdo;信仰之中，所以與其軍事將領之間，自然很難發生任何親密的關係。很明顯，希特勒對於個人的因素最不感興趣。照他看來，一切人類都只不過是一種工具，用來達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對於德國的軍人，毫無任何感情上的聯絡。

一方面由於希特勒的個性，另一方面由於統帥部的組織，遂使德國的軍事領導所具有的缺點日趨明顯。於是又自然引出一個進一步的新問題，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局面有所改良呢？關於政治方面的問題，我在本書中決心不加以分析。

為了使戰爭可以有比較合理的指導起見，我曾經至少作過三次的嘗試，來勸誘希特勒在最高統帥部的組織中接受某種改革。據我所知，還沒有第二個人敢於像我這樣的直率，當面批評他的軍事領導是不適當的。

我當然完全瞭解，事實上，希特勒決不肯公開放棄其最高指揮權。作為一個獨裁者，他不可能採取這樣的步驟，因為照他看來，這對於其個人的威望將是一種不能忍受的打擊。所以我的意見是隻想勸誘希特勒在名義上仍然保留著最高統帥的地位，但是事實上卻把所有軍事行動的指導權，交給一個有實權的總參謀長去執行，對於東線則另外特任一位總司令。我這些企圖很不幸都未能獲致成功，在以後敘述1943-1944 年之間的形勢時，對此將要作更進一步的討論。對於我個人而言，這些努力尤其困難，因為希特勒完全知道當時在陸軍中，有許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實權的總參謀長，或是東線的總司令，所以我的處境很窘迫而微妙。

我在這裡不擬討論用暴力手段改變國家領導的問題，例如1944年7 月20日事變，雖然也許有一天我會發表我的意見。在這本戰時回憶錄的範圍中，我所要說的就只以下述幾句話為滿足。站在負責指揮一個集團軍群的地位上來看，我認為在戰時我無權發動一個政變，因為這樣可能會使整個前線崩潰，甚或也會使國內發生混亂。此外也還有軍人宣誓效忠的問題。

誠如我在接受戰犯審判時所說的話：&ldo;任何高階軍事指揮官經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為勝利而捐軀，那麼當然也不會用他自己的手來造成失敗。&rdo;

無論如何，在那個時候我們都早已明確認識到，即使發動一個政變也不能改變盟軍的無條件投降要求。而且當我尚據有兵權時，我也還覺得我們尚未達到那樣一點，要把這種行動當作唯一的出路。

第十二章 史達林格勒的悲劇（上）

俄國人認為史達林格勒之戰是戰爭的轉折點，這是理所當然的。英國人卻認為不列顛之戰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美國人則認為美國的參戰實為同盟國最後勝利的主因。

在德國，有許多人對於認為史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