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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黨中央批准，他去江蘇、浙江、廣東、湖南、湖北等地休假、考察、學習。各地領導同志仍然熱情接待他，這使他十分感動。藉此機會，他也順路回了一趟湖南醴陵的老家。自1923年他離開家鄉30多年以後，這是他第一次回到醴陵。他在有官有職時沒有回過故鄉，卻在被罷官後還鄉，其心情自然是微妙而又複雜的。所以他謹言慎行，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誰都知道，他的老家離當年他投身革命創造過輝煌業績的安源僅一步之遙，但他就是告誡自己決不踏進安源一步。他只是請了個別安源老工人到他家裡來敘舊。

事後，他對李莎和身邊工作人員語重心長地說：“這次下去，瞭解了許多情況，也總結了自己的教訓。安源是我很想念的地方，但是我去安源會引起人們對我革命歷史的稱頌，這在政治上是不適宜的。我年輕時在安源搞工運的成功，都是客觀形勢造成的，是毛主席領導的結果。年輕時的成功，助長了主觀盲動的傾向，是我後來犯錯誤的一個原因。”

30年後黨中央為李立三平反（1）

歷史是公正的，歷史也是無情的。

李立三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得到糾正。特別是在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悼詞中指出：“李立三在領導全國總工會期間，貫徹執行了黨中央的工運方針。”給李立三平反昭雪之後，1981年3月3日，全國總工會黨組向黨中央報送了《對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的複查結論》。指出：根據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對李立三同志的問題複查如下：

一、關於狹隘經濟主義的錯誤問題。經查證：李立三同志對在公營企業中貫徹黨的公私兼顧的觀點是明確的。

……我們認為李立三同志關於在國營企業中的工會工作方針，首先強調公私利益的一致性，以及發展生產是為國家增加財富，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物質基礎，指出發展生產是黨支部、行政、工會三位一體的共同任務。又反覆闡明公私利益之間客觀上存在的矛盾不應忽視，而要堅持用兼顧的方針和協調的形式積極地給予解決。

立三同志在主持全總工作期間，根據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動員與組織各級工會圍繞恢復和發展生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開展獻納器材、恢復生產、支援解放戰爭運動，支援抗美援朝，愛國主義生產競賽運動，總結推廣先進經驗，評選表揚大批勞動模範等。批判立三同志不重視生產，只重視分配，代表落後工人等，都屬不實之詞，均應推倒。

立三同志關心廣大職工的疾苦，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積極為廣大工人群眾辦了很多好事。如：制定勞動保險條例、舉辦療養事業、安置和救濟失業工人等。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正確的，對提高工人群眾的主人翁自覺性起了很好的作用。說他犯了狹隘經濟主義錯誤（是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是沒有根據的強加給的罪名。

二、關於工會和黨的關係犯了嚴重工團主義錯誤的問題。

經查證：無論立三同志的言論和行動，都不存在反對黨的領導，不存在工會高於一切，不存在工會代替國家政權的無政府主義傾向。

三、關於立三同志的領導方法、領導作風的錯誤問題。

經查證：從他主持全總幾年工作的整個過程來看，他在黨中央、毛主席、劉少奇同志領導下，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地工作，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的工運方針，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把全國工人階級迅速組織起來，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為我國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後的工會建設，做了大量的奠基工作。這都是應當肯定的。……他嚴格要求自己，勇於自我批評，他既能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又能勇敢地承認自己的錯誤，絕不推卸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