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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批判仍不罷休，而且往往言過其實，無端上綱上線。他被扣上“半托派分子”、“機會主義者”等政治帽子，使許多人不敢和他接近，唯恐受到牽連。父親身處異國他鄉，舉目無親，需要他人的關懷和體諒。在苦悶中，意外遇到一位俄羅斯姑娘的愛慕和理解，對他是一個難得的精神依靠。歡度蜜月不久，父親因受到誣陷，成為蘇聯專政機構的階下囚，母親頂著極大的壓力，毅然拒絕和父親劃清界限。她冒著嚴寒酷暑，走遍莫斯科的監獄，苦苦尋找父親。找到父親的下落後，又想方設法救濟他。這種忠於真理、忠於愛情的高貴精神深深地打動了父親的心，把他和母親永遠連在一起。

1946年，父親回國後，向黨中央、向各位老同志彙報了他在蘇聯的經歷和遭遇，而且每次都強調說：“如果不是李莎，我可能很難熬過坐牢這一關。”母親的行為得到了毛主席、黨中央的讚許，黨中央批准父親把母親從蘇聯接到中國來。毛澤東會見母親時，親切地握手，說：“好同志，好同志！”1949年10月1日，父親跟隨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母親站在天安門觀禮臺上，親眼目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盛況。今天，她回憶這些往事時，依然激動不已，眼裡總會閃爍著幸福的淚光。

一箇中共中央委員、人民政府部長組織“國際家庭”，這在當時是少見的，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和議論。維持跨國婚姻本來就不是一件易事，在日常生活中，由於習俗、理念、待人接物方式的不同可能引起一些摩擦和碰撞。幸虧父親曾經在國外生活過好些年，能夠設身處地地替母親著想，幫助她營造了具有濃厚的俄羅斯情趣的家庭氛圍。當有人對這種“洋氣十足”的家庭環境感到不解時，父親耐心地解釋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民族習俗，應該受到尊重。李莎為了我，捨棄了祖國，放棄了她所習慣的環境，已經是很不簡單的事情。她要完全融入中國社會是需要時間的，不能操之過急，我也需要為她順利過渡創造一些條件。”

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給我們的“國際家庭”帶來了新的考驗。面對康生等人的誹謗、誣陷，父親義正詞嚴地予以反駁，用自己的黨性作擔保。他在致康生的信中寫道：“李莎和我結婚二十多年了，從來沒有發生什麼政治上不好的問題，特別是她到中國來以後十三年多，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水平有了不少提高，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事業是非常熱愛的。雖然她對中國的某些風俗習慣，至今還感到有些不習慣，但是，她非常信服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因此，我相信她在政治上不會發生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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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男：愛的海洋（代序）（2）

在以後的40多年中，母親用自己的言行為父親的證詞作了進一步的肯定。“文革”前後的風風雨雨，父親慘遭“四人幫”迫害致死，她自己身陷囹圄達八年之久，這一切的磨難都絲毫沒有動搖她對中國的熱愛、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後，母親彷彿煥發出第二次青春，把所有的精力和熱情投入到她所熱愛的教育事業，為國家培養出新一代俄語人才，也為中俄友好做出了貢獻，得到了國內外各方人士的高度評價。

如今，父親和母親相識相愛、忠貞不渝的故事已成為佳話。在父親身邊工作過的樑柱同志依據親身見聞和精心蒐集的材料，和他的老朋友賀新輝共同撰寫了一本生動、感人的書，奉獻給讀者，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透過這本書瞭解歷史，瞭解人生，更加熱愛今日的生活，珍惜愛情，珍重情操，樹立遠大、美好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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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俄羅斯的貴族之家

眾所周知，李立三是於1930年在國內犯了三個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