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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這種活動使我感到非常吃力。我不喜歡事先連結果都知道並計劃好的措施。哪裡不能創作出&ot;即興作品&ot;，形象地說，哪裡也就沒有急轉彎。

不過，我應付國際會晤的經驗，還是作為蘇聯合法的反對派領袖，在幾次出國訪問中學會的。我知道，會談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個性、你的風格、你的形象能否被接受。這涉及到每一位重要的政治家，無論他生活在哪個國家。

另外，還必須適應並進入那種又慢又長又複雜的韻律節奏之中，必須想方設法地爭得威望，如果確切點兒說，就是把這種威望從戈巴契夫那裡奪回來。多年以來，戈巴契夫就是西方民眾最寵愛的人，他的形象在西方成了&ot;大眾文化&ot;的一種組成部分。

不過，所有的訪問不可能都一一道來，因為次數太多，既有重要訪問和比較&ot;一般的&ot;訪問，也有工作訪問，它們都是我們在蘇聯帝國政策的廢墟上重建的總戰略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蘇聯外交實踐中的好東西，我們當然會盡力保留。在此，我僅以幾次訪問為例，儘可能地揭示我們的工作&ot;內幕&ot;，使人對如何準備訪問構想、怎樣進行技術準備、怎麼營造訪問的工作氣氛等問題有一個印象。

訪問日本‐‐並非突發的爭吵

這次訪問的準備工作非常緊張，時間也較長，而且希望組織訪問的人竟是那麼多，連我都不記得哪次訪問能跟這次相比。為此而去過日本的有波爾托拉寧、布林布利斯，還有魯緬採夫。最高蘇維埃整整一個籌備委員會和總統直屬的委員會也在著手準備。他們展開了競賽，看誰能更精細地想出解決幹島群島領土問題的方案。

應該說。日本方面對這次談判也很重視。日本人在指定日期以前早已開始耐心細緻和小心翼翼的摸底工作，邀請我們的商人、記者和政治家訪問日本，進行非正式會談。

一句話，我們看到日本人正焦急地期待著我們的訪問。

過去，在我既不是總統、又不是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時候，即在不被當局授權所拖累的時候，曾去過日本。那時，我大約說過以下這樣的話：今天這一代政治家沒有必要把徹底解決島嶼爭議問題的責任攬到自己頭上。與其這樣，不如讓居住在毗連地區的俄羅斯公民和日本公民無拘無束地相互往來，讓這一地區獲得互免簽證的地位。而從法律上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推後，讓思維更健全的子孫後代達成公正的和約。

3年過去了，我們到底在解決這一問題上取得多大進展呢？我統計了一下，算上各種有細微差別的議案和建議，我們有多少個方案呢。發現總共有14個方案。具有辛辣味的情況是日本人始終只有一個方案：島嶼永遠屬於他們，必須予以歸還。

解決問題的方法沒有找到。當時我就曾老老實實地對日本人，也對我們的記者說過這一點。我有10多個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其潛臺詞就是：連一個合適的都沒有……

離訪問時間越近，爭論就變得越激烈，這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日本都是如此。而爭論的焦點是葉爾欽怎樣擺脫這種處境。我所面臨的是必須在眾多方案中選擇一個，並對它進行深入研究。

後來，我按了一下暫停鍵，因為我發現把細微差別逐一斟酌一薔是毫無用處的，錯誤出在最初階段。從一開始，我們的外交部，以及所有的官方代表團都只是從&ot;北方領土&ot;這個基本問題出發的。

我們，還有他們，日本人。都試圖使立場靠近一點兒。兩國外交部夜以繼日地工作，研究出一種又一種表達方式，神經似地尋求折衷方案。但隨著飛往東京的日期的接近，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這次訪問將以失敗而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