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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未來主義者&ot;會這樣回答：&ot;文學即&ot;創新&ot;，即對傳統的&ot;超越&ot;。真正的文學是指向&ot;未來&ot;的文學，而只有敢於在文化上&ot;弒父&ot;的作家，才有可能成為優秀的作家。因此，一個好的作家必須懷疑並否定傳統，必須改弦更張，另闢蹊徑，發明一種全新的寫作技巧和敘事策略，重建一套從未有過的價值體系，甚至像羅伯－格里耶那樣把人當做物來寫，都是應該鼓勵的創新。&ot;

然而，這種庸俗的進化論思想和盲目的&ot;拜新教&ot;傾向，不僅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們的文學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蔑視和拋棄包括現實主義在內的文學傳統，卻對西方的&ot;現代&ot;觀念和&ot;新潮&ot;方法，低首下心，頂禮膜拜。&ot;現代主義&ot;的作品，被當做新的文學&ot;聖經&ot;；&ot;現代主義&ot;的&ot;大師&ot;，被想像成引領中國文學走出埃及的摩西。在這樣的情勢下，一個作家倘若要做一個&ot;傳統主義者&ot;，要利用那些舊有的經驗進行寫作，就需要有清醒的頭腦、穩定的立場以及承受誤解甚至嘲笑的勇氣。

事實上，反傳統的&ot;未來主義者&ot;似乎沒有弄清楚這樣一個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文學的發展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進化論現象，因而，高度資訊化的電子時代的文學，也並不比前工業化時代的文學更高明、更先進。這樣說，並不是貶低人類的創造力，而是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文學的變化和發展，有著不同於科學的軌跡和模式：如果說，科學發展是淘汰式的，即透過否定性的超越，來開拓前行的道路，那麼，文學的發展則是累積式的，即透過肯定性的吸納，來強化、提高創造的能力；如果說，科學的發展呈現出&ot;線性&ot;的延伸狀態，新的必然要比舊的更高、更深，那麼，文學的發展則表現為&ot;面性&ot;的共存狀態，舊文學完全可能與新文學一樣好，甚至比新的更高、更好。因此，南非人類學家麥克斯·格拉克曼說，科學&ot;能使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ot;--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文學上，即使&ot;這一代&ot;的天才，也不可以用&ot;超越&ot;這樣的話，來表示對&ot;上一代&ot;的輕慢，因為，&ot;這一代&ot;的&ot;天才&ot;，未必較&ot;上一代&ot;的&ot;天才&ot;更高明、更優秀。

好了，現在，讓我們來談談路遙，談談這個對我們理解&ot;真正的文學&ot;和&ot;優秀的作家&ot;，提供了&ot;支援意識&ot;和經驗資源的人。在路遙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寶貴的經驗，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比照路遙，我們看到了當代文學的問題，也看見了應該選擇的一種方向和路徑。

顯然，路遙既不是無可無不可的相對主義者，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唯美主義者；既不是利用&ot;性&ot;作誘餌謀求市場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義者，也不是目空一切的&ot;未來主義者&ot;。那麼，路遙是什麼樣的作家呢？有的作家讓人羨慕，但卻不讓人尊敬--路遙不是這樣的作家；有的作家讓人尊敬，但未必令人羨慕，具體地說，沒有誰願意像他一樣生活--路遙或許就是這樣的作家。路遙是一個把自己獻給文學事業的苦行僧般的理想主義者，是一個具有詩性情調和英雄氣質的現實主義者，是一個充滿責任意識的&ot;為人生&ot;的人道主義者。如果說，《幻滅》作為書名，像勃蘭兌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所說的那樣，是&ot;富於巴爾扎克特徵的。在某種意義上，它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