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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不像《劍器行》、《丹青行》那樣淋漓頓挫，豪宕感激，但低迴吟詠，餘味深長，「言情在筆墨之外，悄然數語，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唐宋詩醇》）。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寶樂叟歌》，寫相同情事，化費不少筆墨，但還沒有杜甫這首小詩那麼巨大的動人力量。

儒冠多誤身

儒冠多誤身

唐太宗以蓋世之才，率精悍之師，南征北戰，打下江山。但他深知能在馬上得天下，不可在馬上治天下，即位不久，就設立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給以優厚待遇，在空閒之時，一起研究學問，商議國事。貞觀二年（628），下令將各地讀書人大批送到京城，在朝廷任職。同時增建學舍，廣收學生，多次親往國學聽講。當時文教繁榮，盛況空前，對促成貞觀之治，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武則天矜尚權變，任用酷吏，當政期間，學校隳廢，世風淪喪，但她對真有才華、有學問的文士，還比較尊重，而且由於太宗遺風尚在，當時朝中群臣，仍以讀書人居多。

杜甫自稱是西晉大將、經學家杜預的十三世子孫。他的童年，正逢唐開元盛世，當時玄宗即位不久，任用文儒，講學宮中，勵精圖治，頗有太宗之風。因此，詩人自小就以儒自命，希望透過「學而優則仕」之路，能有所作為。他曾向玄宗自陳世德：「奉儒守官，未墜素業。」（《進雕賦表》）在祭杜預時，又表示：「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但當詩人「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贈韋左丞丈》）之時，玄宗已經失去了早先的英武氣概，罷黜張九齡等直節之臣，以老奸巨猾的李林甫、輕薄無行的楊國忠為相；治國的雄心，經不起女色的誘惑，已經銷磨殆盡；對學問的興趣，也完全被輕歌曼舞、鬥雞觀馬所取代。當時達官貴戚、公子哥兒侵吞民財，窮奢極欲；就是玄宗寵愛的樂工歌伎，也一曲千金，聲價顯赫；甚至連不足掛齒的鬥雞小兒，居然都錦衣玉食，門戶生輝。惟有像杜甫這樣空懷學問、沒有靠山的文人學士，處境極其艱難。「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奉贈鮮於京兆》）。儘管詩書滿腹，依然飢腸轆轆。這種本末顛倒的社會現象，迫使詩人發出了這樣的憤激之聲：「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皆塵埃。」（《醉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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