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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生認為《有感》「末首通結數章之意，而歸本於主德，所謂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務格君之心者，具於此見之。讀此五章，猶以詩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杜詩詳註》引）。杜甫這種看法，起於儒家經典《大學》。《大學》提出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個綱領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作為統治天下的準則，並將君王個人修身的好壞，看作政治成敗的關鍵。後來以朱熹為代表的宋代道學家，對此尤其重視，認為端正君王心術，整飭朝廷綱紀，乃是為政最緊迫的事。說杜甫同韓愈一樣，是宋代道學的先驅，似乎有些不妥，但僅就政治主張而言，他和朱熹等人確有相通之處。

迫於當時四海艱險、朝野含怨的狀況，代宗在廣德三年（765）正月，改元永泰，下罪己詔。但這一紙詔書，僅僅只是為了欺哄一時。代宗雖有自咎之言，卻無悔過之心，更無維新之行，依然寵信奸佞，猜疑忠良，姑息藩鎮，誅求百姓。時隔一年，就已把他信誓旦旦的詔書忘得一乾二淨。「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值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上不聽」（《通鑑?唐紀》）。像這樣的君王，即使許下再多的宏願，又怎能指望他有所作為？

「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遣憂》）。這是杜甫在禍亂平息後產生的憂慮。但是代宗顯然沒有接受教訓，而杜甫的憂慮卻再一次得到證實。「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鹹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釋悶》）。吐蕃入侵，代宗出奔，豺狼塞路，屍體縱橫，這都由程元振一手造成。遭逢如此大劫，君臣理應悔禍，但代宗卻極力庇護程元振，致使嬖孽全生，群小無忌。由於戰爭不息，加上代宗本身的貪婪驕淫，這巨大的費用，除了進一步誅求百姓，又能從何處得到？又怎麼談得上「儉德」二字？其人之昏聵，其事之舛謬，真出乎常人意料之外。這樣，天下何時才能太平？百姓又怎能不變為「盜賊」？

真像杜甫所憂慮的那樣，沒多久，唐叛將僕固懷恩又引誘吐蕃、回紇入侵，京城再一次陷入驚慌失措之中。因僕固懷恩中途得暴疾死去，加上郭子儀在回紇軍中的威望，回紇反戈，才擊退吐蕃，挫敗了這次入侵。只因無視前車之覆，不思自振，致治無術，禍亂相仍，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內，繼玄宗、代宗之後，德宗建中四年（783），唐朝君臣逃離京城的事，又一次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登樓

登樓

「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這是出自《詩經》毛《傳》中的一句老話。但後來文人學士登高作賦，卻大多抒寫其懷才不遇的怨思。東漢末年，王粲因西京長安騷亂，南至荊州依附劉表，但不被重視。在荊州期間，他曾登麥城（舊址在今湖北當陽東南）城頭，寫了一篇著名的《登樓賦》，從中抒寫了對戰亂不休的優思，希望能在太平之日，憑藉帝王的力量，幹一番事業。

代宗廣德二年（764）春，嚴武又被任命為成都尹兼劍南節度使，原在閬州（今四川閬中）的杜甫，聽到這個訊息，欣喜異常，馬上回到成都草堂。在一個暮春，詩人登樓憑眺，目極千里，俯視江流，仰觀山色，念天下多難，戰亂頻仍，心潮澎湃，感慨萬千，作了一首《登樓》詩：「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春滿大地，樓前花開，原是可喜可悅之事，但詩人反覺繁花撩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