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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小熊英二這本《活著回來的男人》卻糾正了我長存的偏見，讓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戰時日本底層畫像。他這本書不只是他父親小熊謙二的口述史那麼簡單，更是一部以個人為經，以大量政治、社會及經濟背景析介為緯的歷史社會學佳構。於是讀者能在其中發現其時日本社會那被遺忘甚至被壓抑的角落。

就說應命參軍的那種儀式吧，原來小熊謙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ldo;根本沒人關心。場面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rdo;。&ldo;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 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令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人生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辦盛大的歡送活動， 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l;非國民&r;，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地送家人上戰場。周遭的人們都瞭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什麼送行會了。&rdo;

自己的丈夫、兒子，又或者是孫子上戰場，這無論如何都不該是件開心的事，在生離也許就是死別的這種情況下，哭泣流淚自然不過；不過，絕對而神聖的愛國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認自然不接受現實。比如謙二一位早逝的室友，為了徵兵體檢回到老家，結果驗出當年絕症肺結核，徵兵軍官看到報告之後破口大罵，斥責那個離死不遠的青年&ldo;因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結核病）&rdo;。一九四〇年開始，日本政府又規定國民在經過東京皇居的時候必須&ldo;宮城遙拜&rdo;。已經從鄉下來到東京謀生的謙二，有一趟搭電車經過皇居，聽到乘務員高叫&ldo;現在透過宮城前&rdo;，便跟著全車乘客一起彎腰朝著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注意到背對宮城那排電車吊環下的乘客擠得實在轉不過身，於是&ldo;只好以屁股朝著宮城行禮&rdo;。他說：&ldo;這種形式上的東西，大家都沒當一回事，逐漸地就自然消失了。&rdo;

愛國主義有時確是一種形式，套在紛雜混亂的現實和自然之上，它或者會對後者提出一些遠離常識、玄而又玄的解釋（比方說一個人在當兵前被驗出肺結核是因為他不忠）；又或者乾脆遮蔽大家耳目，讓國民用灌進腦子裡的興奮劑去代替他們用感官接觸到的世界（比方說監控審查新聞媒體，拿掉一切不利的新聞，換上些振奮人心的故事）。問題是當你活在那樣的時代，面對著由於戰爭而日漸殘破的生活，苦苦掙扎；可是當一切本來可以用作解釋這種生活、這個世界的思想和世界觀都被抽掉奪去，只餘一套愛國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識形態的時候，你還可以怎麼辦呢？明明一個人最大的問題是怎麼樣養家活口，怎麼樣在物資短缺的情形下經營生計；但國家卻告訴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為國犧牲，謀求一個非常遠大崇高但也因此永遠看不清的目標。你失去了憑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時勢的能力，疲倦得動不了大腦，那形式至上的愛國主義則是唯一剩給大家的思想工具。這時你不會去反省這場戰爭到底是怎麼回事，它究竟對不對；你也不會去反抗那要你笑著送親人去死的主義，拒絕它的聒噪。你只能麻木冷漠，勞形於生活壓力與包圍著你的宣傳口號之間。

自從日軍侵華，每有重要勝仗，日本各地鄰組町會都要舉辦&ldo;提燈籠遊行&rdo;。但是仗打得越久，人們的反應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層，人們就愈是無感。終於到了美軍攻克塞班島，&ldo;從宣告&l;玉碎&r;的廣播播音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感到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rdo;。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