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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就這樣給我們講了數學和其他學科的發展以及它們的關係。

爺爺的這番話使同學們受益不小，一個同學把他的體會寫在班裡的週報上，全班同學爭先恐後地閱讀。

幾年後，在“*”中有人說爺爺“理論脫離實踐”，爺爺大為不解，憤憤不平地說：“難道還要我從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講起嗎？歷史怎麼能倒退！什麼是理論？什麼是實踐？他們懂嗎？”

1995年，我的兒子在法國大學預科班學數學，他的老師講了“複變函式論”。他問我：“媽媽，你可以給我講講‘熊式無窮極’和外曾祖父講的‘複變函式論’、‘奇異點’……嗎？”我把爺爺的文章彙編找給了他看。接著，他又要求我講講這些公式在其他學科中的運用。這就一下子把我考傻了。因為爺爺所研究的東西大約要幾十年以後才會被其他學科所接受。我們至今所用的仍是一百多年前牛頓、高斯等人的公式。

我的同學呂淑蘭在1968年“*”中說：“1963年，爺爺七十歲生日的訊息在《人民日報》上登出來，許多同學還前來祝壽。同學們不但瞭解了為革命犧牲的老一代革命家，也瞭解了為建設祖國，為振興中華民族而奮鬥的老一輩科學家，他們同樣是值得人們尊敬的。我就不信‘*’是打倒像你爺爺這樣的科學家的。”

呂淑蘭曾是我們班裡最革命的一個，高中畢業她就響應黨的號召回鄉參加農業生產，當上了婦女隊長，還被評為勞動模範。她所在的公社——海淀公社就在科學院旁邊。有時她去種菜路過家門，總要來坐坐，把新收下的蔬菜、嫩玉米、白薯帶給爺爺奶奶嚐嚐。爺爺奶奶總是關心地問起農作物的生長情況、農家的生活，過年過節也總要準備一份給她的禮物，如一包蛋糕、一斤蘋果。淑蘭常對我講：“我總以為知識分子都是自命清高的人，特別是著名的科學家，我們更是不敢接近。沒想到你爺爺那麼平易近人，那麼瞭解我們貧下中農的心。”

“*”中，她看到爺爺被審查，心裡大為不平。“歷史上的事都過去了，他們還想把爺爺怎麼樣？有幾個人能像爺爺一樣拋開國外的榮華富貴，回國參加建設的？”她常常這樣對我說，但她只能做點力所能及的事。一有空她就來家裡和爺爺奶奶談心，講些笑話，讓爺爺開心，有時還幫爺爺奶奶做事、買菜，帶些新鮮蔬菜給爺爺奶奶。後來他們公社的土地都被徵用，蓋上樓房。全部社員變成了工人，她也當上運輸工人。但她每次來，仍帶點新鮮的玉米及紅薯給爺爺奶奶。每次爺爺奶奶總要問：“是你家的地裡種的？”為了逗爺爺奶奶高興，她也總是回答：“是我們種的。”其實這都是她在街上買的。

由於科學院多年來沒有造房子，住房相當緊，許多新婚夫婦無房可住。我們一家人住的房子又搬進來兩家新婚夫婦，再加上數學所的一個“造反派”的小頭目也住進我們的單元，出出進進的人都要受他們的監視。他們見呂淑蘭常來常往，就對淑蘭說：“你要劃清界限。”讓她不要來找爺爺，甚至想查呂淑蘭的家庭出身。

呂淑蘭對我說：“怕他們做什麼，我是貧下中農出身。我還想查查他們幾個的家庭出身呢！他們越說，我就越來。我來你家，才正說明爺爺和貧下中農是一條心。”她說這個話，完全是為了保護爺爺。

我離開北京以後，淑蘭一直關心著爺爺，她告訴我，將來爺爺定了案，她要接爺爺奶奶去她家住。爺爺希望自己的問題有個結論以後就退休，但是留在北京還是去廣西，沒有決定。誰知爺爺沒有能等到“*”結束，就離開了我們，因此他也沒能去農村，這是他的最後一個心願。

爺爺不幸去世後，淑蘭繼續關心著奶奶，一直到奶奶搬家離開中關村。爺爺喜歡年輕人，年輕人也喜歡他，從他這裡學到了不少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