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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然從陽明洞復出，就暫時不會騎鹿入蓬島。那種想法可以隨時有，但真要去做，去知行合一，還需要另外的條件。

明制規定鄉試開場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場，幾天之後放牌。陽明又去登了泰山，觀了東海，忽而與天地交融心騖八極，忽而突發悲音。及至返回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這個九月，他被調到兵部武選清吏司，還是個主事，從六品。看來，鋒芒畢露的主考工作，顯然未能取得讓他榮升驟起的聲譽，或者可以說在敢於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間他的聲音還不夠驚天動地，他的&ldo;宰相經&rdo;還缺少一炮打響的轟動效應，他提交的方案差不多都是洪永時期的舊制，已在位的宰相們覺得他們已經或正在用&ldo;京察法&rdo;解決名器太濫的問題，曾有一次削革了近千名不稱職官員，至於屯田法等等都有洪武爺的成例在。事實上能夠瞅準機會一露崢嶸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著某種勢力，或者在官場上正好迎合或滿足了某種需要。王陽明這次主考工作所體現的真正的挑戰性在於堅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不滿程朱式辭章講疏的育人方法。然而也正因為這是放橫炮就註定難以加入主流。

他來到兵部武選司上班。兵部在承天之門的東邊，宗人府的後面，一溜面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搶眼之處並不在於它掌管著國防，而在於所謂選拔&ldo;武將上馬定乾坤&rdo;之事是單純吏部決定不了的，吏部高於其它五部之處在於它管&ldo;幹部&rdo;，其它部的屬員，吏部可以直接定，唯兵部的是兵部拿主導性意見。天下的官吏非文即武，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只要能管上&ldo;官&rdo;，這個衙門就&ldo;靈&rdo;。

武選司，是兵部第一司，實權滿大的，掌管武官的選升，襲替，功賞之事，相當於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場經來說，陽明由刑部調到這裡是進了半步。他修習兵學也算有了個名至實歸的安排。但離王的理想還有可悲的距離。他的同事和學生黃綰在給王作的《行狀》中說他是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就是兵部的倒數第一司了，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等事。武學一項似乎可以發揮王的特長，但六年才一會舉，面對的是已是武職的官員及其子弟，與科舉選拔武舉武狀元不一碼事。不過，王氏自言他是武選司，顯然黃綰筆誤。儘管明代的主事是握有實權的司員，比在下面當個知縣要名貴些，但王氏志向太大，期望值太高，而他的那些大小上司也的確都比他差遠了，而他卻須經他們提撥才能進步，從而有所作為。這是讓他很難受又改變不了的&ldo;事實&rdo;。

王有個優點或者說特點，一旦職業與他心頭的事業不合轍時，他就不再以職業為意，而集中心思於事業上，這是他與那些除了當官別無所為的混世蟲&ldo;官崽&rdo;的根本區別。山東歸來，他感到了培養學生的重要。根據明治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規定他暫時無升遷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著，不能升官，就做教師罷，反正儒家的&ot;原型&ot;及本行就是老師。他才34歲，便開門授徒了。

陽明之前，講學尚未成風，但承宋儒講學之習，於科舉，學校等官學之外，私學授受也小有氣候。如前面提到的吳與弼，婁一齋，婁少年時曾四處求師，就是找這種思想家型的導師，而非科考塾師。自然，這種私學講究的是儒門的正經深義，極利於在科考時超常發揮，居官後亦有特色。開設這種私學的人都是有&ldo;主義&rdo;的，舉一個和陽明沒有直接關係的例子，以顯示風氣之一般，從而也可看出陽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

羅倫，即當時學者及《明儒學案》所稱之一峰先生。自幼家貧，打柴放豬時也帶著書，擠時間看，成了秀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