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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不親風格分。陽明潛心修道，比席進步快，現在雖然席官階高，但覺悟比王低，他能夠屈身向王討教，算有真水平，非一般的官崽能做到的。共同的思想基礎是&ot;緣&ot;。他的努力是&ot;增上緣&ot;。

往返四次，一次比一次深入，終於，席書豁然大悟，說:&ot;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沒必要辨析再糾纏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瞭。&ot;

他是個敢做敢為說幹就乾的人，他回到貴陽，與按察副使毛應奎一起修復貴陽文明書院，正式禮聘王主持書院。席率領全體生員，向王行拜師大禮。年長於王，官高於王，終生以師禮待王。了不起。

陽明這條被迫的&ot;潛龍&ot;開始露頭了。他一生都品嘗著&ot;學&ot;的這種實用的甜頭。後來，在嘉靖朝席書以&ot;大禮&ot;得貴，力薦陽明入閣。他說:&ot;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以計大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ot;儘管他舉薦沒有成功，但他這幾句話確實說得既公平又動人。

因為我們和他們沒有生活在相同的思想背景中，其實根本無法領會陽明的新教旨的真實含義，也無法領會席書何以感動到親自下拜為徒的地步。

就紙面的情況而言，陽明指責的是科場中的理學，而理學的本是專講自身修養的內聖之學。宋初元氣淋漓的諸位大儒以先天下憂樂的承當精神開創了道學政事合為一事的新局面，若說，中國有過什麼&ot;內聖外王&ot;一體化的好時期，那就是他們那一時期。什麼&ot;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ot;&ot;綱紀世界，全要是非明白。&ot;是他們的共識。宋學的精神實質大端有二:革新政令，創通經義。其根據地則在書院。朱陸共鳴時期，外王的風頭已減，但內聖之勁頭正健。理學又稱作性理之學或性命之學，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並強呼叫扎紮實實的修養功夫，在日用中不斷克盡人慾，體察天理，變化氣質，化血氣為義理。而且朱子也說過&ot;理具於心&ot;之類的話。

但都不夠了，因為那些至理名言一成為&ot;現成思路&ot;&ot;現成詞語&ot;，便成了套話空話現成話，便成了人皆可說而並不做的&ot;說教&ot;，哄老實人還可以，是絕對不能滿足充滿躁動

的&ot;戾氣&ot;的明代士夫們的心理要求了。明代士人的整體文化思想水平，個性氣質可以說空前的高--至少陽明這一路的人覺得他們那一套玩不轉了，需要再&ot;翻&ot;一個身了。

人類思想史的演進都是如此，中國還算新陳代謝得最慢的國度。在中國儒學又是最慢的。因為儒家話語與大一統政權息息相關，極不利於形成個性化的學派。儒學的生存與發展是靠政權的維持與推動，儘管幾次大的轉變是由新的學派發起，但也就那麼幾次，漫長的歲月都撐著&ot;官學&ot;這個大架子。遠不像只有幾百年歷史的禪宗，那麼宗派林立，各自佔山為王，自說自話，總能不斷地有新奇的說法&ot;哄&ot;一撥又一撥的人。儒學沒有這個&ot;自由&ot;，聖學本身不允許，每個聖徒也不允許，來&ot;翻&ot;的人都說自己是真正聖學，別的是偽學(是假馬克思主義)。今文經，古文經，理學，都是不成則已，成則必是取得&ot;國家級&ot;的官學地位。別看陽明很淡泊，好象是專為安頓自己的心而修練自己的道行，其實，其志也正在於此。

只是他很真誠，覺悟到了必須自明誠才能實現這個理想。任何苟取的辦法都適足以自敗而已。即使能僥倖成功，也悖道害義，只是名教罪人而已。這從他對一個急於要&ot;立言&ot;的學生的批評中就能看得出來。他說:&ot;此弊溺人，其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