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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這樣說:心學在制敵時是兵道，在克己時是儒經?陽明後來成雄靠兵道，成聖靠儒經。他自我總結是將兩者合為一體時才算成功。這也是他努力要解決朱子將理與心分為二這一關鍵問題的肯綮之所在。此一節，也是王學的秘密之所在。

他像歷史上任何&ldo;偉人&rdo;一樣是個人治主義者，他之前的儒家和法家都強調&ldo;有治人無治法&rdo;，他這個良心萬能論者更要標舉此道。讀《九變第八》時，他重申了&ldo;有治人無治法&rdo;的主張後，憤世疾俗地說:&ldo;國家誠得於&l;九變&r;之將，則於&l;五利&r;&l;五危&r;之幾，何不燭照數計，而又何覆軍殺將之足虞乎?&rdo;他是覺得一幫混蛋在誤國害民。我們前面說過，明代民變無一日無之。用正史的話說即所謂&ldo;明賊忒夥&rdo;，尤使肉食者頭疼的是&ldo;邊患&rdo;，先是西北後是東北的少數民族不斷地攻掠。

&ldo;當時邊報甚急，朝廷舉將才，莫不惶蘧。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rdo;(《年譜》)他是帶著問題來急用先學的。在具體戰役中，還就是良將贏，窳將輸;多算勝，少算不勝。如寫過著名的《中山狼傳》的馬中錫作戰不利，下獄論死，連舉薦他的大僚也被撤職。但更致命的是制度，人治的體制本質上要求誰給的官對誰負責，只求上峰滿意是其&ldo;自然法&rdo;。所以形成陽明特別指控的常規現象：

今之用兵者，只為求名避罪一個念頭先橫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趨避，敵情我獻而不知覺察，若果&l;進不求名，退不避罪&r;，單留一片報國丹心，將苟利國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l;計險扼遠近&r;，而&l;料敵制勝&r;乎?(《地形第十》批語)

這是我們最熟悉的邏輯:&ldo;只有革命人才能做革命事&rdo;&ldo;血管裡流的都是血，水管裡流的都是水&rdo;。這種態度決定論，是中國人文精神的一項基本堅持。林則徐將陽明的&ldo;苟利國家，生死以之&rdo;變成一句激勵過近代志士仁人的名言;&ldo;苟利國家生以死&rdo;!

其實，陽明的紙上談兵是紙上談&ldo;心&rdo;。

他對孫子的《用間》雖發了議論，但不獲諦解，以為&ldo;知此一法，任敵之堅堅完壘，而無不可破，橫行直撞，直遊刃有餘了。總之，不出&l;校之以計而索其情&r;一語。&rdo;他對孫子的解讀結穴於發竅處，用&ldo;校計索情&rdo;一以貫之。這已漏出心學自大的毛病，他忽略了孫子勸戒慎用間的一貫思想---用間乃死道是相當危險的。

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就是平宸豪是派學生冀元亨去當間諜，不但身死而且蒙受不白之冤，被&ldo;國家&rdo;當成叛黨，不能享受烈士待遇。更有人因冀元亨在寧府，而說陽明先是串通寧王的，見事難成才反而起兵攻討之。陽明為給元亨辯冤，呼號數年，上疏:寧肯我不要任何封贈，也必須給元亨平反。

陽明不算不仁，元亨不算不智，具備用間的條件，但毫無功效卻悲慘不已。這是人治體制常見的&ldo;悲劇&rdo;，任誰也難遊刃有餘。

心學能夠自大起來，自有其法門:一靠&ldo;化約法&rdo;;一靠&ldo;意會法&rdo;。這在紙上談兵時顯得簡易直接，輕鬆漂亮。如他對《三略》《六韜》的讀法就像伯樂相馬&ldo;略其斑黃，取其飄逸&rdo;。對&ldo;上略&rdo;無評，於&ldo;中略&rdo;只抓&ldo;攬英雄&rdo;這三個字，並自信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