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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陳獻章呢，他當然是為了擴大江門之學的影響，以補救白沙學門孤行獨詣、其傳不遠的遺憾。這也表明建書院已成&ldo;形勢&rdo;。

客觀的說，起腳於弘治年間的陽明是趕上了開發搞活的年頭，弘治廣開言路，正德不管，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全國的社會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點多元共生的空間和張力。純粹隱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會成為終南捷徑，反而會湮沒不聞。然而連孔子都說：&ldo;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rdo;。

講學、講會、書院是社會行為，不在官僚體制內運轉，就其本質而言是可以不依賴權力系統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來，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發展壯大的。儘管有權能夠營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但那是量的問題，不決定事情的本質。王學的流行不靠科舉考試等權力渠道，而是靠祖國各地的學生，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學生。但能保持學魂與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學的深淺精粗。

陽明的貼身大弟子，王艮是個不識字的灶丁，不可能參加科舉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學派是推行陽明學最有力氣的一支。錢德洪、王畿雖都當了幾天小官，但他倆私語：當今之世豈是你我出仕時!遂很快退出官場，以在野的身份講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學，而且無一日不講學，週遊著講。一邊當官一邊講學的，當了官又退出來專門講學的更多，如劉君亮、聶文蔚、何廷仁、黃宏綱、鄒守益、羅洪先、歐陽德、程文德，他們在廣建書院和長期書院講學的實踐中，成為陽明學派的支派領袖，他們在政治、學術上的地位和影響，使陽明學以書院為中心向全社會推進。

有明一代的書院約有1200餘所，大多興起於正德至萬曆年間，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東林書院。稽山書院是陽明建立的&ldo;母雞工廠&rdo;，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學派領袖多從此&ldo;黃埔&rdo;出身。陽明在江西時有意大力將白鹿洞改造成講心學的基地。陽明赴龍場時，路過長沙，在嶽麓書院住過，後來陽明的弟子季本將嶽麓改造為陽明學為主導學術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為長沙知府的季本，不顧剛剛頒布的禁毀書院令，大力修復嶽麓書院，並親自登壇開掘講官方正在禁毀的陽明學，爾後不斷有王門高足主教嶽麓。東林書院以反王學末流、恢復朱子學為號召的，這證明瞭王學的影響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們實際上推動了真王學的進步革新，日本學者就認為是挽救了王學。這是中國異端發展主流這一通則的又一次顯現。而且誠如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所說的：&ldo;東林言是非、好惡，其實即陽明良知、立誠、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環境既變，意趣自別;激於事變，遂成異彩。若推究根柢，則東林氣節，與王門良知，實本一途。東林所以挽王學末流之蔽，而亦頗得王學初義之精。&rdo;大哉斯言!

嘉靖十一年，大學士方獻夫為抗議桂萼學的禁毀，公然在京城聯合學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員」40餘人，定期宣講陽明學，聚會的地點為慶壽山房。十二年，歐陽德、季本等在南京大會同志，講會地點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國子監，使陽明學呈現繼興氣象。除了前面提到的王門書院，爾後的書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及全中國，較早的如十三年在衢州「今金華市附近」的講社，分為龍遊會、水南會、蘭西會，是王門各種講會的先聲;貴陽的王公祠。十四年，九華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莊。山陰的新建伯祠、龍山的陽明祠、南昌的仰止祠、廬陵「今吉安」的報功祠都是紀念堂、講會地。秀水文湖的書院、永康壽巖的書院，還有混元書院「青田」、虎溪精舍「辰州」、雲興書院「萬安」、明經書院「在韶關」、嘉議書院「在溧陽，刻印了陽明的《山東甲子鄉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