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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行業發展是看不到瓶頸的，有生之年看到資本增長一千倍一萬倍，並不是不可能。

而農業社會，一名佃農根本不能分享地主兼併擴張的成果，也不能做到年輕時候有一畝地，年老的時候透過經營一畝地複合增長至1000畝地。

事實上，肖圖白認為，中國古代歷次資本主義萌芽，未蛻變為真正的資本主義，除了對於工業和科技的重視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沒有產生大量孵化資本家的制度。股份制利用得當，其實是可以大量孵化資本家的，從而推進農業社會向資本社會轉型。

從某種意義而言，股份制對於資本社會的重要性。如同中國儒家社會以科舉制為基石一般。

中國的儒家社會出現的科舉制，令很多原本寒門子弟，擁有了當官變成了官紳地主階級的機遇。於是，寒門子弟中的精英，紛紛轉化為儒家社會秩序的維護者。歷朝歷代，這些地主官紳，皆成為了鎮壓農民起義的主力軍。

同樣，股份制的出現，能夠大量的孵化資本家，他們也是資本社會的維護者。歐洲的歷史證明了，資產階級是傳統地主貴族們的掘墓人。自資本勢力壯大後，資產階級為了爭奪自己的利益和話語權，粉碎了傳統農業貴族們的統治，讓歐洲進入嶄新的資本時代。

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每次皆不能開花結果，是資本力量還太弱小，沒有向地主集團爭取話語權的資格和勇氣。甚至，中國農業社會的規則太過於頑固，使得很多擁有資本的商人，大多是選擇迴歸鄉村變成了地主官紳。

當然，“天津鋼鐵集團公司”的成立。也是特區政府稅收制度的新機遇。按照洪武皇帝頒佈的稅率，鋼鐵冶煉的稅率是“三十稅其二”。比之普通的商業稅“三十稅其一”，要高了一倍。也就是說，鋼鐵廠能夠徵收666％的稅率，這是政府稅收的突破性進展。

實際上，明朝如果能嚴格按照666％的稅收，對全國的鋼鐵工廠進行徵稅，那麼大明朝廷的財政根本不會缺乏。

明朝一年鋼鐵冶煉的收入能夠達到4000萬兩白銀的價值，按照法定的稅率，理論上可以徵收到260萬兩稅銀。

但是。明末的礦稅已經名存實亡，一個省僅能收到幾千兩礦稅，全國的礦稅加起來收到的不超過20萬兩。而之所以稅制敗壞至此，也是因為明朝士大夫與皇帝利益不一致。士大夫們與地方豪強勾結，以抗稅漏稅為榮。朝廷向地方上的豪門收取合法稅收，則被認為的魚肉鄉民。最終，豪門抗稅節節勝利，朝廷不斷廢除所謂的“惡政”。然後，底層的農民就活不下去了。有錢人都不交稅，自然就將負擔壓在社會底層。

說句誅心話。自古叫嚷不要與民爭利者，皆是豪門權貴。因為，自古以來只有權貴是“民”，老百姓是泥腿子，一般是被忽視的。

真正意義上講，與泥腿子爭利，才是罪大惡極。與“民”爭利的行為，要大大鼓勵，因為從“民”身上刮到更多利益。泥腿子們的負擔就輕了。而且，朝廷不與“民”爭利，就意味著朝廷已經被這些“民”控制了，真正底層的泥腿子們就會遭殃了。

古代任何一次朝廷向“民”妥協，都是亡國的朕兆。這些佔據全國人口不足10％的“民”越是被餵飽了，國家就朝亡國的深淵邁進了一大步。

天津的特區，徵收礦稅、商稅。其實僅是嚴格執行大明的稅法。這年頭，除了特區以外，恐怕沒有那個地方政府在認真執行理論上的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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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明末，最初一段時間肖圖白一心想要逃到南方。但是。隨著對於天津的經營發展後，去南方的心思逐漸淡了。

讓皇帝分身去南方，僅是為了掌控住中央的權勢，利用皇權來給特區的發展保駕護航。此時的肖圖白，對於明朝的文官、武將，皆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