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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者，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便是傅斯年與他尊崇的老師胡適，對北京大學極其強大的浙江派或曰法日派這個呼風喚雨、聲威赫赫的派系大為反感。傅除了對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務長馬寅初以及後來成為中研院代院長的朱家驊稍加敬佩外，對此前或之後北大文科方面所謂的&ldo;三沈二馬加二週&rdo;等等著名健將，不管被時人或後人譽為&ldo;投槍&rdo;還是&ldo;匕首&rdo;，是&ldo;戰士&rdo;還是&ldo;民族魂&rdo;，傅斯年皆無好感。原與傅關係稍好一點的周樹人（魯迅），在中山大學時已變成你死我活的敵人，其他大同小異，沒有往來，而處在這一派系中的馬衡自然受到牽累。

儘管馬衡在這一派系中為人低調，頗有人緣，且以經史、金石、漢魏石經等學問聞名學界，但畢竟只是南洋公學出身，不可能具備歐美派&ldo;海龜&rdo;的學術眼光與氣度。當時心高氣傲的傅斯年崇尚的是胡適、陳源等歐美系出身的&ldo;海龜&rdo;，對那些未跨出國門即在圈內成名成家的&ldo;泥腿子&rdo;、&ldo;土包子&rdo;或&ldo;土鱉&rdo;之類三六九等各色人物，傅氏不屑一顧，倘為了工作或其他關係雙方不得不接觸時，傅亦經常用英文或中英文混雜的言辭與對方講話，藉以戲弄那些未出國留洋，不懂英語的土包子們。[15]此時已近知天命之年的馬衡，在傅斯年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是不言自明的。而北大法日派在考古學的建設上也顯得老態龍鍾，暮氣沉沉，遠沒有以清華李濟為首的歐美派更具科學銳氣，更能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因了法日派日薄西山與清華園中學者的旭日東升，朝氣蓬勃，以及勢不可擋的銳氣，傅斯年無論從心理的好惡還是實際需求來考慮，最終選擇了掌握西方先進田野考古方法的歐美系李濟，而不是金石學家的大老土馬衡，實則是歷史的必然。或許由於這段因緣，20年之後，當李濟在戰火紛飛，炮聲隆隆的生死抉擇中，毅然決然押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等多家整合的珍寶名器跨越臺灣海峽，安全抵達臺北基隆港時，以馬衡為首的老朽和老土們，在北平與南京之間呼天搶地，奔走嘯叫，堅決反對文物隨國民政府運臺等等，也就找到了一個歷史的根由和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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