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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原所長杜正勝將以上問題又作了進一步引伸與推理，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記述考古組主任產生時曾說過，&ldo;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學教授，另一位是年輕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掘經驗的歸國留學生。蔡元培院長選擇後者，後來證明這選擇是明智的&rdo;。夏鼐所說的金石學教授指馬衡（字叔平），年輕學者指李濟。對於這一說法，杜正勝認為：&ldo;夏鼐雖在史語所工作過，唯其生也晚，對創所的歷史並不清楚，也不瞭解史語所成立時的運作，成員不是院長選的，故多想像之詞。史語所設定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學術，不是要找聞名的老教授來裝點門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濟給傅斯年的信談董作賓第一次安陽發掘，提到&l;北大馬叔平曾間接表示欲參加此事&r;，探問傅的可否。可見史語所一成立，馬衡就想加入。過了快一年，馬衡同時寫信給傅斯年、李濟與董作賓，正式提出參加考古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絕，李濟向傅報告他與董作賓商酌過，完全贊同傅的決定。他說&l;彥堂已擬以極客氣信致馬叔平，弟亦將客氣地回復他&r;。這無關乎人事傾軋，而是對知識的態度和追求知識方法的歧異；如果說是門戶，那也是&l;道&r;不同的緣故。&rdo;

杜正勝又說：&ldo;學問有新舊，

人有老幼，但二者並無必然關聯。傅斯年拒絕前輩學者馬衡（時年四十七歲）於千里之外，卻對另一前輩陳垣（時年四十八歲）歡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與陳寅恪那麼竭誠歡迎陳垣，就是因為他的敦煌研究是&l;今日學術之新潮流&r;，他是一位&l;預流&r;者，取新材料研究新問題，&l;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r;（陳寅恪語）。陳垣和史語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績斐然，可以讓歐洲和日本學者不敢輕視中國無人，故引為同道。&rdo;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載《新學術之路》（上），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98年印行。）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ldo;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rdo;。在他的眼中，陳垣乃當之無愧的&ldo;預流&rdo;者，可惜的是陳垣一生終未能入主史語所成為專任研究員。

[15]據考古學家石興邦在一篇回憶郭寶鈞的文章中說：&ldo;他（郭寶鈞）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盡如人意處，傳說他在中研院時期，不被當時領導所重視，因為當時中研院集中了好些從國外留學回來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國學飽學之士，而他是一個土專家。聽說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時和他用英語說話，是捉弄他。&rdo;

對郭寶鈞遭到的這一不幸，石興邦則有自己的看法，他說：&ldo;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為當時在史語所學者間用英語講話是常事，我在大學的幾位老師就是史語所的研究員，有時和你談或解釋某個問題時，間或用幾句英語。我在大學三年級時，給凌純聲院士當助手，在他的套間辦公，有時也用英語問話或找材料。我想傅先生用英語向他問話，是習慣使然，不會有惡意。&rdo;（《我所知道的郭寶鈞先生》石興邦

載《中國文物報》2003年6月1日。）

或許，石興邦的解釋有些道理，但作為留洋的&ldo;海龜&rdo;，總在一些土包子面前嗚哩哇啦地說一些鳥語，總讓局外人感到有顯擺之嫌，儘管毫無惡意，但令聽者感覺不怎麼舒服。1945年7月，傅斯年一行抵達延安對中共領導人進行訪問，在和中共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