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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部分。按照計劃，與圖版相對應的還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編釋文》（以下簡稱《釋文》），即對圖版加以考證和解釋的文字說明。《釋文》由董作賓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負責撰寫，但胡氏在昆明龍頭村時期不辭而別，轉而跟隨顧頡剛、錢穆等在成都齊魯大學另起爐灶，搞甲骨文研究，並招兵買馬，開山紮寨，公然與史語所抗衡。此舉在給董作賓造成心靈創痛的同時，也給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動，胡福林在昆明負責的《釋文》工作隨之流產。

當史語所遷到李莊後，董作賓曾設想找一個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寫《釋文》。1941年10月16日，李濟赴重慶公幹，梁思永在致李濟的信中提到&ldo;彥堂兄請兄覓聘一頂替胡厚宣的人物，囑弟轉告&rdo;[2]即指此事。當時，學界中人特別是青年學子大多已無心搞學術研究，紛紛思走，想方設法到條件好的城市和利祿厚實的機關做事謀生，根本無法找到適當的人來這偏僻貧窮的李莊，研究在許多人看來百無一用的烏龜殼。無奈之下，董作賓只好請李莊士紳張官周薦介，把正在李莊憲群中學（南按：由張官周母親王憲群以養老田的收入出資建立，故命名為憲群中學）讀書的本地青年學生劉淵臨找來培養實習，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項工作。屈萬裡的適時到來，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職位，與劉淵臨一道協助董作賓完成未竟之業。儘管如此，由於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萬裡接手後用了很大力氣才理出了頭緒。當1948年《甲編》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時，屈萬裡的《釋文》卻遲遲趕不出來，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這時的出版地點已不是大陸而是臺灣了。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大陸學者所能夠看到的，就是一部由烏龜殼墨拓成形、未經考釋和註文的黑糊糊的《甲編》‐‐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國甲骨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事業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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