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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朱院長勛鑒：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賓君所著《殷歷譜》一書，發凡起例，考證精實，使代遠年湮之古史之年曆，爬疏有緒，脈絡貫通，有俾學術文化，誠非淺顯，良深嘉勉，希由院轉致嘉勉為盼。

中正午養侍秘[32]

後來的歷史不斷檢驗證明，無論是傅斯年、陳寅恪，還是朱家驊、蔣介石，對董作賓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對這部著作的讚譽、嘉勉，當是公道和公允的。半個世紀之後的1995年，即抗戰勝利五十週年之際，張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論文《抗戰與學術研究‐‐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中指出：&ldo;事實上，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產生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重要著作的時代。例如，我的老師董作賓先生在這段期間完成的重要著作《殷歷譜》，對於中國的考古學界而言，是一本開天闢地、創造出一個新局面的著作。&rdo;[33]張氏的這一評價，臺灣學者吳興文認為&ldo;這雖然不完全是蓋棺論定的全盤總結，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張光直&l;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r;的學子本色以及實事求是的為學精神，足為後人留下典範&rdo;。[34]

當然，面對陳寅恪、李濟等學界大腕的讚譽甚至最高當局的嘉勉，董作賓不再像當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時那樣激動亢奮與心中無數了，他對此表現出了少有的冷靜、老成與謙虛。言及此事，董氏認為：&ldo;《殷歷譜》這部書，雖然我曾下過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莊，手寫了一年又八個月，印成了四大本，連圖表共佔有70萬字的篇幅。在我看這算不得一回事，這只是&l;甲骨學&r;裡研究方法進一步的一個小小的嘗試。&rdo;然而這個小小的嘗試又是何其艱難，&ldo;全書之寫印，實系初稿。有時公私瑣務蝟集，每寫一句，三擱其筆；有時興會淋漓，走筆疾書，絮絮不休；有時意趣蕭索，執筆木坐，草草而止。每寫一段，自助覆閱，輒搖其首，覺有大不妥者，即貼補重書，故漿糊剪刀乃不離左右。箇中甘苦，只自知之&rdo;。[35]

董氏著述之甘苦，不只是自知，作為一所之長的傅斯年，親眼目睹了董作賓治學經歷與生活之苦，深得其中況味。在為這部大著撰寫的序言中，傅氏滿含深情地說道：&ldo;《殷歷譜》者，吾友董彥堂先生積十年之力而成之書也。彥堂天資高邁，精力過人。十載兵戈，飄泊於西南大地之間，此譜耗其歲月約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彥堂一人每日可為之事當常人三四，故若他人為之，即才力相若，不窺園亭，亦或須一紀，此其所以使友朋輩無不羨妒者也。&rdo;又說：&ldo;雖然，彥堂之治甲骨學將近二十年，此將二十年之月日，皆與餘共事中央研究院，餘目睹當世甲骨學之每一進步，即是彥堂之每一進步……今彥堂之書，無類書之習，絕教條之科，盡可見之卜辭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門德勒也夫之始為原子週期表，而其事尤繁矣。&rdo;[36]

在序文將要結束時，傅斯年透露了一個埋入心中日久的秘密：&ldo;吾見彥堂積年治此，獨行踽踽，備感孤詣之苦，故常強朋友而說之焉。朋友知此，亦常無意而強與之辯，以破寂焉。吾亦偶預此列，則故反其說，說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為樂也。&rdo;[37]

只有到了傅氏自己把這個&ldo;秘密&rdo;點破之後，董作賓與居住在李莊板栗坳的石璋如、董同等大小學者，才真正洞察體會到傅斯年自昆明龍頭村居住時代起，經常與人辯論不休，且滔滔不絕，擺出一番嗷天嚯地的陣勢究為何故。特別是受到石璋如晚年稱讚的史語所那位人高馬大的青年才俊，號稱&ldo;第一勇士&rdo;的董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