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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在趙爾豐經邊時代，以清廷信任之專，四川接濟之厚，每年僅有學生二千名，今則經費不及往昔之多，而每年學生已達三千六百餘名&rdo;。但祖父並不以此為滿足，仍要求下屬繼續努力：&ldo;或許大家要說，……不是已有很大的成功嗎？誠然較之從前，確有不少進步，不過大家要明白，在整個世界不斷進化的過程中，這點進步，卻算不得一回事，我們不能以此矜誇，更不能以此滿足。同時，大家還要明白，本省之進化目的，是要&l;化邊地為腹地&r;，主要的目的，就在使邊地的文化和內地一樣。&rdo;作為一省最高行政長官的上述講話，擺成效、立目標，除了鼓勵和要求下屬之外，自然可以看作有自我肯定的意圖在內。但即使如此，提出什麼，試圖肯定什麼，恰可以反映其側重之態度。我不瞭解祖父說到的這些學校究竟辦得怎樣，學生學得怎樣，但祖父的重視態度是可以看出來的。祖父經常到學校講話的情況，有的當年在校師生尚記得。熱心本書出版的王燕妮有一次告訴我，她2006年到雅安、康定一帶旅遊，路上碰到一個叫魏勇的雅安人。不知怎的，他們聊到我的祖父。魏勇曾在康定師範讀書。他說，聽他的老師講，這所學校是當初劉文輝做西康省省長時創辦的；劉在康定期間，特別注重人才的培養，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到學校去講話一次，鼓勵學生好好學習，為祖國，為康巴地區做出貢獻。他的老師曾經親自聽過這類講話。王燕妮還告訴我，她在雅安曾有一段&ldo;奇遇&rdo;。當其遊山訪古之際，得當地一位素不相識的長者指點得以瞭解當地風土人情古蹟文物，又籍此輾轉而拜訪了在雅安的四川農大終身教授邱祥聘。邱教授1942年畢業於四川大學畜牧獸醫專業，後留學美國艾荷華州立大學，回國後到川大畜牧學系任教，擔任過系主任。上個世紀50年代初，他在我國率先研究家禽人工受精技術，填補了若干技術領域的空白。王燕妮與邱教授閒談之中，偶然講到我祖父。邱教授說，當年劉文輝對學界人士極為尊重，每年春節，都要專門請高階知識分子們吃飯，聯絡感情，希望大家為西康建設貢獻才智。王燕妮告訴我，邱教授已經九十多歲，對我祖父有清晰的印象，建議我如果有機會應該去看望這位老前輩。恰好，2007年秋季我到成都參加由國家發改委國家資訊中心、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世界銀行、成都市政府共同舉辦的第五屆中國投資環境論壇。會前得暇，遵父親囑咐到雅安看望幾位高齡老人，此時，我想起邱教授，於是請王燕妮代為聯絡。邱教授熱情歡迎我來訪，並在電話中向王講述了一段久藏心中的往事：當年家境清貧的他考取公費出國留學機會，祖父得知西康子弟有此出息非常高興，資助了他一萬塊大洋以示鼓勵。此事後來他沒有向任何人說過，連他女兒都未曾知道。可以想見，如果在&ldo;文化大革命&rdo;中以揪鬥學術權威為能事者知道這則資訊，那邱教授的日子就難過了。我拜訪邱教授那天是一個霧轉晴的日子，氣溫宜人。邱教授已經91歲高齡，但身板硬朗，思維清晰。他向我談往事，談科研，談教學，臨別一起留影為念。按中國曆法計，祖父出生於甲午年，即令中國人蒙恥的甲午戰爭爆發的年度。在試圖使中國重新振興的曲折而艱難的過程中，祖父和那個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深感國民素質之低下，也深刻理解國民素質低下和國家積弱的關係。而&ldo;民智低落萬分&rdo;，正是&ldo;受幾千年愚民政策流毒的影響&rdo;結果。因此，祖父對根植於中國政治史中的愚民政策深惡痛絕。他曾講道：&ldo;中國的愚民政策，自秦始皇開例以來，一直施行到晚清&rdo;。&ldo;幾千年以來的君主，都同樣的認定，民愚則易治，民智則難治；民弱則易治，民強則難治。所以他們不惟不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