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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俄羅斯創造奇蹟的上帝。但是“阿根廷奇蹟”成了海市蜃樓。在2001年底，這個氣泡被戳破了。城市中，到處是激動不安的人群；多明戈·卡瓦略逃之夭夭；在一個月時間裡，走馬燈似地有5位政治家登上了總統寶座；國家實施了緊急狀態——所有這一切都讓俄羅斯報刊雜誌感到震驚，它們不情願地向自己和讀者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要是俄羅斯採納自由主義主張，借鑑阿根廷整頓經濟和金融秩序的經驗，那將會發生什麼事情？那時，鮑里斯·葉利欽準備支援任何一種新的“休克療法”模式。

幸運的是，隨著普里馬科夫入主白宮，俄羅斯政府對外國模式和“最高權威”的濃厚興趣迅速消失，儘管，這時仍舊有一些政論家繼續鼓吹俄羅斯要搞“拉丁美洲模式”，並建議俄羅斯在廣闊的地區整合巴西、智利、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國的經驗。

應該看到，與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相比，俄羅斯經濟思想和經濟學的水平暫時還很落後，這是一個毋需證明的簡單事實。在俄羅斯，甚至還沒有100～150名專業不同但素養都很高的經濟學家，因此也就無法做到由懂專業的內行來領導國家經濟改革並培養新的幹部。儘管人才流失嚴重，但俄羅斯在物理和數學方面仍然具備只有世界級的科學家才能營造出來的科研氛圍。不過在經濟學領域，俄羅斯卻從來沒有存在過這樣的科研氛圍。這裡，只產生過幾個有聲望的學者，但是他們只懂得首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思考。

普京在經濟上的兩難抉擇（10）

蘇聯經濟學曾是蘇聯政黨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甚至一些特別專案的發展還背離了世界經濟科學發展的方向。只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才出現了幾十個規模不大的經濟中心、科研所、基金會和團體，誕生了許多新的經濟學派和流派的萌芽。但是，要想產生世界級水平的大經濟學家，還要做好15～20年時間的準備。現在，在俄羅斯最有聲望的大經濟學家仍舊是那些行政機關裡的高官們。在90年代初期有葉戈爾·蓋達爾和亞歷山大·紹欣，1996～1997年有亞歷山大·利夫希茨和葉夫根尼·亞辛，2000年有格爾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謝·庫德林。不過，安德烈·伊拉里奧諾夫對於他們的所謂威信嗤之以鼻。

隨著這些人從高官位置上淡出，其聲望也喪失殆盡。在今天的俄羅斯公民心中，還有哪一個人會去相信阿納託利·丘拜斯不只是位政治家，而且也是位經濟學家呢？不過，為使丘拜斯所計劃的、對俄羅斯“統一動力公司”進行大規模能源領域的改革獲得成功，僅僅具備行政管理才能還遠遠不夠。因此，丘拜斯想再次借鑑外國經驗——而且還是備受質疑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所進行的電力改革經驗。

上述所說的一切並不意味著俄羅斯應當完全拒絕進行經濟改革。但是，這些改革應當更加穩妥地進行、速度要放慢一點，並且，必須提前在一些城市、州和地區進行改革試點工作。只有這樣，才能夠積累到必要的經驗並較快地培養出國家所需要的經濟領域的幹部。現在，還很難看得清“老一輩”和“新一代”經濟學家的爭論實質，不管是“老一輩”還是“新一代”，這些經濟學家都沒有得到必須的信任——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經驗來看都是如此。恰恰是對政權機關、對那些制訂改革方案的經濟學家的信任，才是健康經濟學的基礎。

1998年金融危機過後，奉行極端自由主義的《新時代》雜誌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尤里·亞歷山德羅夫帶著令人驚奇的語調寫道：“可以從認識世界各個國家的改革經驗中得出這麼一個結論：導致改革成敗的決定性因素並非最終選擇了哪種模式，而是國內民眾的情緒——他們對所選擇的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心理準備。”　讓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淺顯的道理，為什麼我們的激進改革家直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