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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之敗（1）

自從天啟二年八月孫承宗督師以來，遼東局勢平靜了三年多。在此期間，孫承宗整頓軍隊，修築城堡，並沒有閒著，成績其實是有的，但在中央坐辦公室的官員看來，這些成績相對於十四萬軍隊和每年六百萬兩的軍費，實在是微不足道。因為《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抗戰將士、歷史學家黃仁宇聲名鵲起。根據他在《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財政與稅收》中的研究，&ldo;1623年，國家籌集的額外軍費為6688677兩。這些軍費，主要用於遼東戰事。其中4491481兩攤入土地，其餘部分來自財政節流、官產出賣以及雜色稅收，還包括典鋪稅。&rdo;這個數目對於當時的明朝政府，當然是巨大的負擔。王在晉之所以反對進兵遼東，也是擔心會&ldo;啟無巳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rdo;，勞而無功。黃仁宇認為，大明王朝的崩潰，的確首先開始於經濟，經濟崩潰最終導致政治崩潰。不過根本原因卻不是人們想當然的稅收過重，而是恰恰相反。朱元璋開國之初，為減輕百姓負擔、避免造反，採取稅收定額制度。這個制度作為基本國策被延續下來，卻沒有考慮通貨膨脹以及人口和田畝增加的因素。 明朝的國家財力，遠遠不如四個世紀以前的宋代。稅率過低的結果是國家收入不足，很多服務無法提供，從而導致部分國家職能的喪失。預算不足至少會產生兩個嚴重後果，首先是造成大量的預算外徵收，而這些徵收缺乏有效的審核，浪費難免；其次則是官員的大面積腐敗。 到天啟乃至後面的崇禎年間，問題早已積重難返。政府的感覺，總是羅鍋子上山‐‐錢（前）緊。因此經常有人彈劾總兵馬世龍冒餉。天啟五年（公元1625）六月，負責監察兵部的兵科給事中李魯生，還上奏指責孫承宗勞師糜餉： &ldo;從古徵戰未有陳師境上數年不進者，亦未有去敵既遠虛設十餘萬之眾坐食自困者，有之則守戍之眾而非進取之旅也……戰則有戰法，秣馬厲兵，簡卒克乘，刻期舉事，即有大費，可期永省。守則有守法，遠斥堠，固營壘，高城深池，屯田積穀，以待事會。兵不須眾，馬不須多，庶堪持久。今以十四萬之眾，歲費六百萬，雖言唯敵是求，其實百事不辦，戰固未能，守亦羞稱……&rdo; 長期的輿論壓力，便是耀州戰役的發起背景。 在中國陶瓷歷史上，&ldo;耀州&rdo;二字分量頗重，但彼耀州在陝西，此耀州屬遼東，而且並非行政區劃上的&ldo;州&rdo;，只是個驛，從《中國歷史地圖集》上看，故址大約在今天的遼寧大石橋市，位於三岔河東岸，是後金的前哨。此前馬世龍得到一份情報，聲稱後金&ldo;四王子&rdo;駐紮於此，兵不滿三百。若明軍出擊，城內難民可為內應。這份情報真假莫辨，但馬世龍信以為真，決心搶抓機遇。 然而大戰之前，明軍卻屢屢譁變鬧餉，成群結隊，毆打隊將，甚至一度包圍袁崇煥的府衙。事後他奏報朝廷：&ldo;川湖兵以索餉殺人，毆將結隊不散，蓋因馬乾二三分之短少，概稱三月無餉，非職全未給與也。&rdo;也就是說，馬料銀子確實有幾分短缺，但士兵們聲稱欠了三個月的工資，完全是無中生有。既然如此，士兵們為何如此反應過激呢？王再晉的分析很有道理： &ldo;軍中缺糧則兵餓死，缺馬乾則馬倒死，止缺馬乾三分，兵何以噪。蓋樞輔急欲進兵，兵畏出征，籍口索餉，為逃散計而以為軍飢鼓譟。&rdo; 一句話，鬧餉是虛，避戰是實。比較合符情理。當時的明軍，人心士氣確實低落。不過孫承宗和馬世龍的決心並沒有動搖。孫承宗的司令部應該在山海關，但他卻拖著病體前出右屯，顯示對這場戰事極度重視。 馬世龍不知道跟民國末年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