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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社北京下半期陳書記家。事後，陳的女兒說：“節假日，公安的找上門，嚇得我不知怎麼辦好，還以為父親出什麼大事了！”

17日中午，山西文聯李文明主任給北京火花雜誌社原負責人魏丕植打電話說：渭南的人到新聞總署鬧事了！

據李文明主任講，上午上班不久，突然接到省出版局報刊處的電話，叫他去一趟，到省出版局後，報刊處的領導告訴他：情況嚴重，新聞出版總署打電話到山西，說上午上班時，渭南市十多二十人到總署上訪，要求總署出面收回還未收完的《大遷徙》，要求除讓火花雜誌社北京下半期停刊外，還應加重處理下半期的領導。

李文明主任將情況告訴原火花雜誌社北京下半期後，雜誌社的人從側面瞭解到：這次到北京的警察就有6個，文化、宣傳部等部門也都來了不少人。去新聞總署的人大概就是這批人，提出這種要求的也只能是這些人。

據原火花雜誌社北京下班期的工作人員講：到雜誌社調查的那些警察前些天總是一上班（8點）就來了，今天是十點半後才來的，估計是到總署上訪了才來的。

（8月14日，渭南的公安找到陳書記家，15日，找楊談，當天晚，小王來我處，讓簽字，雜誌社約定只印500份，目的是把責任攬過來，免得公安去騷擾；這樣很危險，但已給雜誌社添很多麻煩了，簽字時，給王講，渭南的移民已影印了雜誌社原來同意印1萬左右的檔案；16日下午2點多，楊來電，講了找陳書記的情況，說下午找她，後說再打電話，見不見渭南公安，見了怎麼講；晚，王來電叫把採訪證給他，來人收走；17日，公安找小王，渭南十多二十人去新聞總署上訪；楊派人送來“緊急通知”；天天都在往此文上添寫內容，天天都預感一雙邪惡之手正在逼近）

代序

龍平川

十餘年前，策劃、組織過一個選題，後來成為一篇長篇通訊發稿：《鹿死誰手：檢察官的敗績》。文章記錄的一個個以失敗收場的慘淡結局，是我們常常回避的。在　我的記憶中，類似的選題或內容因其“敏感”再沒有出現過。這類選題觸及到最不堪的一面，就是失敗。我們是忌諱失敗的，誰都奢望勝利及其光環。戰爭年代、血　雨腥風，勇者不死，那必定是錦袍加身，然而，非戰爭年代、非血雨腥風，真正的勇者並非一蹴而就。於是，錦袍加身的人，我們常常投以懷疑和審視的眼光。而懷　疑和審視是我們無法忍受的。只有在盪滌私利、私慾的前提下，我們才可能坦然面對。

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有太多的忌諱。這些忌諱甚至不是“上邊的意思”，是我們自己給自己戴上的鐐銬。我們為什麼要戴上它？因為一種合理的推定，讓我們進行了　安全的選擇。“合理”是制度決定的——然而，不要一切都埋怨制度，安全的選擇跟制度有關，更與潛規則有關；同時，也是寬泛而不能言說的利益決定的。一個7　歲的孩子說：40億年後，地球都死了。其實不用她說，幾十年以後，我們都死了。但是在面對私利、私慾的時候，我們都忘了常識。我們都以為自己長生不老。是　孩子天真，還是我們天真？

最早知道三門峽，是一位詩人的詩。所以對於一些詩人，我很瞧不上，雖然我自己寫了數百首的詩歌。我眼中的那類詩人有太多的激情，激情到了蒙著眼睛說瞎話，　激情到了睜著眼睛也說瞎話，要不就是無病申吟般地自言自語。知識分子是要探究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實質的，如果詩人是知識分子，那大多一定是最蹩腳的那一　層。

這本沉甸甸的《大遷徙》，竟然把我寫進去了——說實話，在讀到有關的文字時，我覺得羞慚。2006年6月，當我撤下本書作者謝朝平當初的兩篇系列報道時，　我沒有太多去關心這個行為的是非對錯。或者因為我的麻木，對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