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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起草了一份建議《治理黃河初步意見》。該檔案主張在三門峽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壩，“以發電、灌溉、防洪為開發目的”。但當時的水利部在復勘之後，認為從當時國家政治、經濟、技術條件來考慮，不適宜在黃河干流上大動干戈。

當時兼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對於中國的農民、農業特別是並不富餘的耕地有著深刻的認知和關懷。1953年5月31日，鄧寫信給毛澤東：“關於當前防洪臨時措施，我意亦可大體定奪，第一個五年，先修芝川、邙山兩個水庫……度過五年十年，我們國家即將有辦法來解決更大工程與更多的移民問題。”

此後，修三門峽水庫的事擱置了下來。但毛澤東並沒有忘記治理黃河之事。1952年10月最後的幾天，毛澤東主席利用黨中央給他的休假時間，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鐵道部部長滕代遠、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等人陪同，乘專列南下徐州，然後溯河而上，分別在徐州、蘭考、開封、鄭州、新鄉等地對黃河進行考察。他想透過自己的實地考察為三門峽水庫的修建提供一些直觀的依據。

對於毛澤東主席的這次黃河之行，後來出現了大量不同版本的回憶錄等史料，這些豐富的史料都同時記錄了這樣一些情節：

1952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山東省負責人的陪同下，從濟南市乘轎車來到黃河之畔的洛口鎮，下車後，登上黃河大堤。毛澤東邊走邊問陪同的地方幹部：“早就聽說黃河水災很頻繁，危害很大，你們能不能說說具體情況？”

地方幹部告訴毛澤東：自古以來，黃河下游以善淤、善決、善徙著稱。據有記載的2000多年裡，黃河下游河道以鄭州為扇軸，在黃淮海大平原上，北起津沽，南至江淮，南滾北移，共遷徒26次，平均每隔百年改道一次。最近一次改道是在咸豐5年，黃河在蘭考縣改道後，奪大清河入渤海。改道後的河道，就是現在的河道。如今，這一河段已淤成地上懸河，河床高出濟南市區5米，高出開封10米，高出新鄉市竟達25米。

“高出這麼多？”毛澤東驚訝地說，“真是懸河，懸在人民頭上的河，不可掉以輕心哪！”

地方幹部說：“黃河自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蔣介石下令扒開花園口的2540年中，總計決溢1590次。若分段來看，西漢時期，平均14年發一次大洪災；唐代前期平均10年一次，後期7年一次；唐末至五代，平均三年多一次；北宋和元代是一、二年一次；明代二年一次；清朝平均二、三年一次；民國前十幾年水災相對較少，後十餘年天災人禍、水災不斷。”

毛澤東沉思片刻，指著黃河：“按你剛才所說，黃河水災的次數是越來越頻繁囉？”

“過去是這樣，不過，自黃河1947年迴歸故道後，經過解放區人民的努力，加上解放後開展了大量的治黃工作，黃河雖然發過幾次大水，但都沒釀成災害。”

“那就是說，黃河五年沒有侵害老百姓了，”毛澤東扳著指頭算了算，笑了起來，“五年太少了，要保證黃河年年安瀾，歲歲太平。我們是共產黨，和封建官僚，和國民黨有根本的區別，我們一心為人民服務，他們不僅不顧人民死活，甚至還把人民推到水深火熱之中。”

介紹黃河漲大水的情況時，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向毛澤東提到了陝縣流傳著的一首描述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特大洪水的民謠：“道光二十三，黃河漲上天，沖走太陽渡，捎帶萬錦灘。”後來，毛澤東在鄭州登上邙山東壩頭，眺望黃河時問：“‘黃河漲上天’怎麼辦？”王化雲答道：“不修大水庫，光靠這些壩埽擋不住。自從大禹以來，古人治水只講‘疏導’二字，治了幾千年黃河還是條害河。如今咱共產黨要搞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