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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專案組人員來到北京後，住進了公安人員常住的崇文門賓館。他們經過一週的艱苦查訪，終於查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弗利確實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工作過一段時間，只因他工作的時間較短，加之他當年只是一個很不起眼的上尉軍醫，故沒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如林巧稚、張孝騫等人的注意。同時，經過查證，弗利其人確實是當年美國海軍陸戰隊駐天津兵營的軍醫，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被日軍俘虜，也屬事實。

但天津專案組人員在對瑞士百利洋行北平總行的調查，屬於異地辦案性質，而瑞士百利洋行北平總行又是涉外機構，他們無法看到檔案，使查證工作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鑑於此情，天津專案組人員只好又找到張森水，希望由他向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提出建議，由中國科學院出面協調，請北京市公安局介入此案。因為瑞士百利洋行北平總行屬於北京管轄範圍，若是北京市公安局出面辦案，就會順利得多。

張森水認為這個意見自有道理，便寫了一份報告交到研究所，由研究所呈送給了中國科學院。遺憾的是，在那個混亂無序的年代裡，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大都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根本不可能來落實此事。而那些革委會的頭頭們，關心的只是&ldo;造反有理&rdo;與&ldo;打倒一切牛鬼蛇神&rdo;，更不會過問與大局無關的&ldo;閒事&rdo;。張森水寫的報告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北京方面的查詢，至此中斷。

天津方面的調查，進展還算順利。在弗利提供的三條線索中，其中一條是他將一個軍用提箱寄存在了瑞士百利洋行天津分行。經專案組調查得知，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確實做過一些倒賣文物的生意，染指&ldo;北京人&rdo;之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專案人員在調查中，與之相關的人員卻一口否認他們曾經收到過弗利送去的軍用提箱，更沒有見到過什麼&ldo;北京人&rdo;化石，甚至有人還說，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弗利這個所謂的美國醫生。

弗利提供的第二條線索，是說他將一隻軍用提箱放在法國人開辦的巴斯德研究所了。經專案組對原巴斯德研究所部分有關人員進行調查，也未找到可靠的線索和依據。正當一籌莫展時，意外的情況出現了：有人提供了一個中國女人的線索，說這個中國女人當年曾是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長最寵愛的情人，很可能她知道有關箱子的情況。

於是，專案人員順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德研究所所長當年的這個中國情人，而後透過多次追問，這個&ldo;情人&rdo;終於吐露了真情：她當年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長確實曾經相愛，並且也認識弗利這個美國軍醫。就在1941年12月7日，她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長以及弗利三人，還在北平北海公園遊玩過一次，直至深夜才趕迴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國海軍駐天津兵營就突然被日軍包圍，接著弗利被俘，之後便再也沒見弗利和巴斯德研究所所長有過接觸，更沒見過所謂送來的軍用提箱。

從所長情人的講述中可知，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一天，弗利還在北平北海公園遊玩，而裝有&ldo;北京人&rdo;的箱子這時要麼還在秦皇島，要麼還在秦皇島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弗利當即被俘，而被俘後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樣也就不可能擁有箱子。所以這位&ldo;情人&rdo;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後，沒有見到弗利送來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所長情人沒見到弗利送過箱子，並不等於弗利沒有送過箱子。因為據弗利後來所說，他被俘後一個星期後又被放了出來，他是在被放出來之後將箱子轉存到巴斯德研究所的。可專案組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