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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是矛子隊，第三道是盒子炮隊” ，以防萬一，但並未輕易大打出手。為應付學生，他也曾查封了一些日貨，還在查封的日貨中象徵性的焚燒了部分東西，但真正的功夫卻下在幕後。在上述這一切進行的同時，閻錫山暗中一面命令各校校長要求學生復課，一面召見學生運動領導人，做說服工作。

三、發展經濟文化　之於學生運動（2）

“五四愛國運動”在全國愛國學生的一致行動下，在各界愛國人士的積極聲援下，以中國代表拒籤和約為標誌而勝利結束。“五四運動”之後，是年7月，閻錫山對山西軍政兩署人員作了下述講話，他說：“歐戰告終，美總統威爾遜提倡和平會議，於本（八）年1月18日開會於巴黎，各國均派全權代表與會，我國亦派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等五人為和會專使，前往出席。關於山東問題，我國代表要求青島及山東一切權利由德國直接交還，日本則力爭繼承德國權利。我代表不得已提出讓步辦法，準德國將山東權利移讓於五強，由五強還與我國，日本代表仍極力抗爭，致欲與意國協同退出和會，以為挾制。和會卒徇日方之意，草草結成山東條款。訊息傳來，舉國震憤，北京學生乃於5月4日大舉為外交示威，一面通告海內外，主張對外交問題堅持到底，一面推代表赴各國駐京使館表示國民對於外交之真正意見。又以此次外交失敗系受民國七年條約之束縛，因之痛斥當時外交關係人曹汝霖、章宗祥等，而各省學校亦紛紛成立*會，起而響應，是為‘五四運動’。政府鑑於民氣激昂，乃電令專使團對山東條款主張保留，和會不置可否。及簽字日期愈逼，我代表再向和會要求轉圜，最初主張注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又不允。再改在約外，亦不允。改為僅用宣告不用保留字樣，仍不允。不得已改為臨時分函宣告不能因簽字而妨礙將來之提請重議。不料直至6月28日竟完全被拒，我代表團不得不拒絕簽字矣。”從而進一步得出結論，“此次民氣振奮，列強仍不以中國為不可侮辱，此即所謂‘弱國無外交’。”因此必須“自強救國，發奮圖強，不容稍懈。”　表達了他對“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的認識，以及對北洋政府一再退讓的所謂“弱國外交”之不滿，並由此得出了要使國家不受外國列強侮辱，就要“發奮圖強”“自強救國”的結論。

繼“五四運動”之後，受其影響，1920年底至1921年上半年，山西又發生了聲勢浩大的“晉礦歸公運動”。

運動的起因是袁世凱時期北洋政府所頒發的《礦業條例》。這個條例規定“國內礦區，但有中國國籍者，均可領照開採，亦可與外人合辦。”由於有此規定，“山西礦業遂引起多方面之覬覦，前來爭取者絡繹不絕”，山西礦權大半被私人劃領。“本省礦產本可由本省人集股自辦，但為少數股東坐享厚利，於全省人民無所補益”，引起省人的不滿。從而掀起了“晉礦歸公”的浪潮。這一浪潮由青年學生首先發難。在學生會的組織下，學生們一面發起礦務討論，明辨是非；一面展開輿論攻勢——散發宣言，拍發函電，上書請願，進而直電北洋政府農商部，宣告晉人誓不承認“礦業條例”，提出山西礦業應歸山西人民公有。5月7日，情緒激昂的學生在省城太原海子邊“舉行十一校3000餘人的*，講演中有一學生當場齧指血書，表示爭礦決心，觀者聽者，無不動容。”

閻錫山兼長山西省政後，即有開發山西礦業之籌謀，故而對於“礦業條例”之規定自不以為然。“晉礦歸公運動”的興起，正中他收回山西礦產權利之下懷，因而採取了與“五四運動”時略為不同的態度。他雖未出面表示支援，但事實上預設了學生的行動。在此情況下，學生的行動不僅得到了省農會、省教育會、總商會、全省自治促進會、報界協會，以及各縣群眾團體的一致支援和聲援，而且得到了省議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