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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漕運（即運送官糧），在明清時期糧運量基本保持在每年400萬石的水平。而在當時，朝廷為憐運軍、役夫之苦，準其攜帶一定數量的土宜貨物沿途買賣，以博取微利，並且逐步放寬了其所帶貨物的數量。到清代，“凡漕船載米，毋過五百石，永著為例。旋準各船頭工舵工人帶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帶二十石。嘉慶四年，定為每船多帶二十四石”，來回攜帶貨物，進一步增大了南北物資的交流。

隨船運入山東的貨物，不僅有南方的竹材、木材、布匹，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油、浙江的紅白糖，還有山西的木材和北方的毛皮等。從山東運出的貨物有棉花、菸葉、乾鮮果品及糧食、煤炭和各種手工業產品等。明代從運河徵收的稅，竟佔到了全國稅收的90％。清代雖總數增加，但比重已降至50％－30％。由此可以看出運河漕運在國家商品經濟中所佔分量。

元末明初，經長期戰亂和流疫傷民，到永樂元年（1403）時，北京人口還剩50餘萬，為充實京城人口，永樂皇帝號令江浙九省十府的富民大戶大舉北遷，並大興土木擴建都城。這時除了皇糧商貨之外，又增加了大批的建築材料需由漕運進京。所以在此後的數十年間，運河上的漕船比元代猛增了十幾倍，達到了近兩萬艘，僅專事漕運的官軍就有12萬之眾。整個漕運規模較之元代更加龐大。

清朝的中前期，因襲明制，每年輸納京師的漕糧仍有400萬石。在此基礎上，又有大批民間商船加入，使運河漕運達到了顛峰。每逢夏秋，糧艘估船，晝夜往來，潞河上下，千帆競發，極為壯觀。

在元明清三朝，漕運還有一項極為關要的任務，就是將南方各地的貢賦帑銀輸解進京。上解帑銀一律裝鞘，即將整木鋸開掏空，將銀裝入後用鐵皮束緊。每鞘裝銀500兩，夠16萬兩專撥太平船一隻，夠20萬兩專撥沙飛船一隻，並根據解銀多少、委同知、通判或護兵等專程押解，到京後交由戶部開鞘兌收。

自元迄清，凡經河、海漕運進京的糧帑商貨，悉由直沽（即天津）卸下，再改用駁船裝運北上。至最高峰時，北運河上的官造駁船曾多達2500只。這些駁船在入京之前，必經河西務報關通行。為此，河西務自元初起，就成了中央直屬、君王矚目的地方。據《元史》載：至元二十四年（1287），於河西務置總司，分司臨清。該司置官75名，最高官秩正三品。又據《元&amp；#8226；海運志》載：至元二十五年（1288），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同年又在河西務建立十四倉，以儲皇糧，各庫主官均為正七品，上下共計52人。由此足以想見河西務地位之顯赫，以及當時朝廷對漕運是何等的重視。

作品背景相關資料　河道總督

河道總督，官名。清俗稱“河臺”。

明永樂九年（1411）遣尚書主持治河，後有時派遣侍郎、都御史，成化七年（1471）設河道總督（簡稱河督、總河），駐紮山東濟寧，首任總河為工部侍郎王恕。明初黃河為患較輕，朝廷以管理漕運的都督兼管河務。遇有洪災，臨時派遣總河大臣一員前往治理，事畢即撤，並非常設。正德四年（1509）規定以都御史充任。嘉靖十三年（1534），以都御史加工部尚書或侍郎職銜，隆慶四年（1570）加提督軍務，萬曆五年（1577）改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八年（1580）廢。萬曆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