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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爸爸，我不能做這事，我不能做這事！”我的腦海裡突然閃現出她要自殺的情景，以前我從來沒有將這個舉動與她聯絡起來過。我竭力在記憶裡搜尋著，自己在好萊塢所認識的人中有誰能前往看望她，但可惜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勝任。 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呼吸急促，頭昏眼花，兩腿不聽使喚，猛然滑跌在電話亭的地上，聽筒也從我的手中滑出。大概過了幾分鐘之後，我才恢復了知覺，她那輕輕的聲音還從我頭上搖來晃去的聽筒裡沙沙地傳出來。過了一會兒，我站起身來與她繼續通話，使她再次恢復了理智。通話結束，她將想方設法在第二天不讓這種事發生在她身上，就只管做好工作。當這部電影拍完後，我倆就將結成眷屬，開始新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我對這件事不再想得更多了，爸爸，我沒有能力獨自抗爭，我想和你在鄉間一起生活，做個好妻子，倘若有人要我拍一部精彩極了的電影……” 我離開身後的公路，蹣跚著返回兩間單幢住房。以往我從未昏厥過。這次我有一種長時間哭泣過的感覺。我覺得自己又恢復正常，彷彿跨過一個內心極限，達到平靜的境界，我愛她就好像我的一生都愛她似的，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就這樣，他們彼此被對方深深地迷住了。夢露非常欽佩米勒的才智，也常常被他身上那種“男人的溫情”所吸引。在他的影響下，她閱讀了大量的書籍。她常常靜靜的坐在一旁，聽他談論各種社會問題。米勒則稱讚夢露是他所見過的最有女人味的女性。他對於輿論界關於夢露各種緋聞的傳言毫不在意，甚至認為“她和任何人發生關係對她來說都是富有意義的，都是建立在某種希望的基礎上，不管過錯有多大。” 當時，米勒是個左傾的知識分子。瑪麗蓮和米勒的頻頻約會，引起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密切注意，他們對瑪麗蓮增設了檔案，懷疑她是蘇聯的秘密間諜，並對她嚴加監視。 拍完《公共汽車站》，夢露來到紐約與米勒相會。此時，米勒正在華盛頓特區出席美國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的聽證會，他被起訴為一名同情共產主義分子，面臨入獄的危險。經過冗長的令人氣憤的審問之後，米勒要求發還他的護照，“以便能和即將成為我妻子的女人團聚。”他在這次聽證會上向全世界宣佈：他將娶瑪麗蓮·夢露為妻。而此時，他未來的妻子正坐在紐約的一臺電視機前，她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訊息，她十分驚喜，不知說什麼好。雖然他們討論過結婚的事情，但此前並未有詳細的計劃，“他用這種方式把他的計劃通知我，真是有點荒唐的美意。” 法院大廳裡的記者們都忘記了他們對麥卡錫主義者的瘋狂迫害的興趣，轉而興奮地問起婚禮將在何時何地舉行。阿瑟·米勒要和瑪麗蓮·夢露結婚的訊息，轟動了全世界。 米勒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我很快就要離開內華達的時候，我開始擔憂公開我倆結婚的新聞將使我們不知所措。某天早上，我意識到我低估了這種情景：一輛攝影車開近湖邊路旁我們的小屋，一個攝製組走了下來，一位記者準備就我們的計劃進行一次採訪，他問了一連串的問題。那時我還沒有意識到，在那種情況下一個人能在很多字面上的含義成為公共財產。 當我回首往事時，我唯一能諒解的是我在一生中也許僅看過6部電視劇——我甚至沒看過一場電影，在1956年，很多人都會有相同的情況。這是一個絞盡腦汁的事業，要不是有更多明顯的干擾的話，我會很快就意識到，在我內心深處多少為能夠與瑪麗蓮結合在一起而感到自豪。而且我也知道，使我們能產生如此轟動的新聞效應的部分原因，在於我們看起來是如此不協調。 1956年6月29日，阿瑟·米勒與瑪麗蓮·夢露規模不大的婚禮在康涅狄格州米勒家農場附近的教堂舉行。瑪麗蓮在他們的結婚照片後面寫上了“希望！希望！希望！” 大群記者和傾慕明星的人們聚集在他們途經的路上，有位法國《巴黎競賽鏡報》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