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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雖然我能夠演奏比短歌更復雜的長歌，但我以前卻沒有學習過唱歌。那些唱詞，對有些藝伎來說非常簡單，可是對我而言則相當困難。我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跟著錄音帶練習，嘗試著控制自己的音調，可是據我受過鋼琴訓練的耳朵聽來，那些調子似乎全都不在調上。短歌一般都比長歌的表演感覺更加放鬆，但這種放鬆只是一種假象，並且需要我非常用功地學習。

初次登場（2）

我們在會客室已經等待了一個小時，大家漸漸厭倦了無聊的節目預演，開始閒談起來，這時候，終於有一個女僕過來領我們去宴會廳了。第一茶屋的媽媽桑再三叮囑我一切禮儀都要跟著一梅做。在宴會廳門口，女僕們給我們一人遞上一小壺溫熱的米酒。

一梅走進宴會廳，在房間下界（日本的宴會廳在空間上也有高低等級之分，靠裡面上座那一部分為上界，靠門邊的部分為下界。——譯者注）的中央，她輕盈地跪地鞠躬，同時手掌平鋪。然後她起身拿起酒壺，就像端著一壺聖水一般，坐到一位客人的身邊。當一梅剛起身的時候，第一茶屋的媽媽桑立刻推了我一下，示意輪到我過去行禮了。那些客人們事先已經得知有一位美國藝伎陪宴，於是紛紛看著我，然後又面面相覷，最後看著媽媽桑。我向客人鞠躬，並且說道：“Minarai　dosu　e。Yoroshu　otanomoshimasu”——這是京都方言的表達方式，意思是，“我是新來的，請多多關照。”客人們撓著頭，都笑了起來。

一梅給身邊的客人倒了一杯米酒，於是我也給坐在我右邊的客人倒酒。他們端起酒杯一仰而盡，又將杯子遞到我們面前。我招待的客人向第一茶屋的媽媽桑提問道：“她能喝酒嗎？”顯然對該如何稱呼我拿不定主意。“當然可以！”我拿著待斟的空酒杯，直接回答他道：“您難道見過不能喝酒的藝伎嗎？”

滴酒不沾的習慣與藝伎的職業是彼此牴觸的。｛46｝我在眾多藝伎的關注之下，成功地透過了第二個測試。大家逐漸把我視為藝伎群體中正式的一員——邊看邊學的一員。一旦我證明了自己觀察和模仿師姐的能力，這些客人、媽媽桑以及其他藝伎，就開始把我當作一疑來對待了。而我在克服了最初的緊張之後，也開始輕鬆地體驗作為一疑的感覺。一個新藝伎在參加宴會時經歷的神秘訓練到底是什麼呢？我發現，不是別的，正是積累與男人談笑風生的能力，而且一般都是年長的男人。

年輕的日本女人基本上都沒有這種能力。日本社會不鼓勵年輕女孩在年長男人面前輕鬆自如地談笑，所以很多年輕的藝伎必須透過訓練來克服這種普遍的社會心態。舞伎一般都是害羞的，但這是十七歲女孩的特權。她們端莊地坐在一旁陪宴時，會將看到的和聽到的都記在心裡。於是，當她們成為藝伎時，口齒伶俐、善於辭令也會成為她們的特色。這種能力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加強的，往往五十多歲甚至六十多歲的藝伎在宴會上是最幽默的。

我的身份背景——大學畢業的美國中產階級，奠定了我融入藝伎生活的特殊方式。在美國，我們這一代人不怕羞，也沒有在男人面前拙嘴笨舌的習慣，更沒有接受過女人應該卑下、謙遜的社會教育。所以，舞伎和年輕藝伎必須花費很多時間與努力才能獲得的與客人交際的能力，對於我這個美國藝伎來說，卻像鴨子學會游泳一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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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揚儀式

在我初次參加的宴會上，第一茶屋的媽媽桑覺得有義務向客人介紹一下我當藝伎的原因。“她是到日本來學習藝伎文化的。外國人只知道日本有‘富士山、櫻花、藝伎’，所以她想了解藝伎的真實生活。她甚至還學習了三味線和小歌呢。”

這位媽媽桑又走到我旁邊問道：“你說你是什麼來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