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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具有劃時代意義和影響。由於他與王國維在這一學術領域所作出的開拓性貢獻，被學術界稱為&ldo;羅王之學&rdo;。後來由於董作賓、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學界遂有了&ldo;四堂&rdo;之說，即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號鼎堂）。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孟世凱統計，從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國內學者收藏外，許多都流失到國外。另據胡厚宣統計，殷墟科學發掘前，外國人收購的有字甲骨約5萬5千多片。（孟世凱《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見羅振玉等人當時對殷墟甲骨文被挖掘一空的猜測與說法並非憑空想像。

[10]李濟《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結》，載《安陽發掘報告》，1933年4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

[11、16]《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安陽殷墟頭骨研究?序言》，轉引《敦煌考古漫記》，見《夏鼐文集》卷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28]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後記》，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

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後記》。1929年後，馬氏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1933年7月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1934年4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另，關於安陽發掘是選李濟還是馬衡的問題，除張光直所言，還有另外一個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與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會結盟，成為東方考古學協會。但這一協會在成立之後，就學術路數與研究方向及發展前景等問題，雙方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竟不了了之。這一分歧最終導致北大考古學派的衰落與清華學派的崛起。據對這一協會作過專題研究的桑兵說：&ldo;中日雙方在東方考古學協會內部的分歧，最終還是削弱了日本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力，與之關係最密切的北京大學考古學會，成就和影響反而不及清華研究院。日方重視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會，原因之一，是後者（南按：當為前者）在北京的考古學機關中具有官學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為的日本學者認為是對華施加影響的有力支撐。與此相對，他們視美國系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中的考古學機構為&l;私學&r;的代表。清華研究院以人類學講師李濟擔任主席。憑藉較多的資金以及和美國考古學家的有效合作，清華研究院的考古學穩步發展，成效明顯，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臺柱。該所成立時，主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的馬衡，曾主動提出想參加考古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絕。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選是從事新興考古學的李濟而非金石學家馬衡。&rdo;參見《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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