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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地處西南，距前線較遠，且有滇越鐵路可通海外，採購圖書裝置比較方便。更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在於，一旦內陸全部被日軍攻佔、封鎖，還可透過滇越鐵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為民族復興儲存最後一批文化種子。時為雲南省政府主席的龍雲聞知，表示出極大熱情。但此人屬於獨霸一方的軍閥，號稱雲南王，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蔣視為腦後長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國時代魏延一類的人物（南按：後來的事實證明瞭這一點）。因而，對於這一方案，尚不算糊塗且深諳官場規則的王世傑與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奪。蔣夢麟於焦急中徑直赴武漢面見蔣介石陳述，但不便向車胎上扎針‐‐洩氣，直白地說一旦武漢棄守之類的喪氣話，只說昆明可通安南直達海外等等，蔣介石心知肚明。經過反覆磋商，終於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當局批准。

1月20日，長沙臨時大學第43次常委會作出即日開始放寒假，下學期在昆明上課的決議。規定全體師生於3月15日前在昆明報到，同時透過了一系列遷校的具體辦法，組建了由蔣夢麟為主任的昆明辦事處。2月15日，蔣夢麟飛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就在臨時大學高層人物蔣夢麟等來回奔波商討遷校之際，中央研究院長沙工作站委員會幾名常務委員，也在緊急磋商進退辦法。此時，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已轉往香港，傅斯年隨中研院總辦事處遷往重慶。在群龍無首的境況中，中研院在長沙幾名委員的討論未能達成共識，誰也不知要流落何處更為有益。梁思永以中研院長沙工作站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與史語所代所長李濟共同召集所內主要人員開會，商量本所的去留問題。經過一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激烈爭論，儘管未能最終確定目標，但總算拿出了一個大概的應對策略，這就是許多年後石璋如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ldo;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夠留在長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點目前雖然還未確定，只有一個先決原則：同仁的家庭沒有淪陷的話，就先回家；家庭淪陷的話，可以跟著所走，只是地點未定；若不想跟著所走，也可以自便。決定此一原則之後，就讓各組自行商量。&rdo;[18]

史語所考古組（三組）經過協商，決定先把個人手頭的工作儘快結束，全部交付主任李濟處，爾後再談個人去留問題。經過幾天的緊張忙碌，所有資料全部收集起來，按順序打包裝箱，倘日後有其它人接手，可以按照原來的順序繼續工作，不至於茫無端緒。待這項工作結束後，李濟召集考古組全體人員集會，議決各人的去留問題。商量的結果是：李濟是組主任，不能走；董作賓專門研究甲骨，安陽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負責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遺址西北岡出土的器物，同時又是中央研究院長沙工作站管理委員會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務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暫時不動。同時，李、董、梁三人屬於中央研究院的高階委員，各自都帶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謂拖家帶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萬不得已，前行的腳步是不易邁出的。

李、董、梁&ldo;三巨頭&rdo;無法脫身，史語所考古組的&ldo;十大金剛&rdo;卻要各奔東西了。

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鄉尚未淪陷，表示樂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師人，當時洛陽一帶還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偃師屬於尚未淪陷的洛陽地區之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鄉暫住。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鄉那個偏僻村落雖沒進駐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負責管理三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劉燿（尹達）是河南滑縣人，家鄉已經淪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筆從戎，奔赴延安投奔共產黨抗日。對於這一抉擇，眾人覺得中央政府領導的國軍就在眼前，與整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