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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疑問佔據了李約瑟追求真理與科學精神的心靈，就要設法去解答、破譯，於是，李約瑟自內心深處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nversion）。對此，李氏說道：&ldo;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rdo;[5]

《聖經》上說，猶太教徒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強光罩住，並受到耶穌的責備。此後，掃羅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穌派了亞拿尼亞去看望掃羅。從此掃羅皈依了耶穌，並改名保羅，成為耶穌直接挑選的使徒。李約瑟形容自己的這種轉變&ldo;頗有點像聖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墜入中華文化的&ldo;愛河&rdo;，&ldo;對漢語、漢文、漢字和自古以來傳播於中國的思想，產生了激情。它們把我引入了一個我以往一無所知的新天地&rdo;。[6]正是這一思想和學術價值觀的轉變，使37歲的李約瑟開始向魯桂珍和劍橋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古斯通夫•哈隆（gtavhalouu）發憤學習漢語，並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譯這個&ldo;李約瑟難題&rdo;。當魯桂珍即將畢業離開劍橋時，李約瑟與她合寫了第一篇中國科學史論文，並相約：今後決心要在這方面做出一番事業，猶如羅馬國會上主張&ldo;迦太基不滅，我們就要被滅亡&rdo;的誓言一樣。

此時的李約瑟立志要寫出的是&ldo;一冊過去西洋文獻中曠古未見的關於中國文化中的科學、技術和醫藥的歷史專書&rdo;，並透過這部著作，解開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這就是後來震動世界，由最初的一冊而延伸到30多卷冊的皇皇鉅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得以問世的胚芽。

1942年秋，英國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最為重要的轉折時刻，決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學家與學者赴中國考察訪問並給予人道主義援助。作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兼及初通中文，並對東方文明懷有濃厚興趣的李約瑟有幸被選中，他與牛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er多茲（erdodds，又譯為道茲或託德斯）組成英國文化科學使團，前往中國。1943年3月，李約瑟與幾位同事從印度加爾各答經中國與外界相連的唯一通道‐‐著名的&ldo;駝峰&rdo;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雲南昆明，自此開始了長達4年的在華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間，李約瑟訪問了西南聯合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學和工程研究所，並為這幾家機構輸送了部分圖書、儀器等緊缺物品。

3月21日，李約瑟一行由昆明飛往重慶。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拜訪總幹事葉企孫，討論戰後中國與歐洲科學合作事宜。其後與當時正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政治、科學、教育、文化界大員吳鐵城、陳立夫、王世傑、翁文灝、張道藩、蔣廷黻、蔣夢麟、朱家驊、梅貽琦等人分別作了晤談。受朱家驊聘請，李約瑟與er多茲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在英國駐華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援下，這年6月，透過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慶成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李約瑟出任館長，辦公地點設在英國駐華使館一側的平房內，人員由6位英國科學家和10位中國科學家組成。

就在這個機構組建時，李約瑟因對昆明和重慶幾所大學與研究所的訪問，越發感到中國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陳年舊夢開始復甦，他找到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陳述自己除承擔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還有一個研究中國古代科學的計劃，擬在自己最感興趣的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科學思想及其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方面，做深刻比較、研究，寫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