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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o;的悲涼局面。此憾未得彌補，想來左氏當是死不瞑目的吧。

與黃、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卻有自己獨特的觀感與政治洞見。據羅家倫說：&ldo;他（傅）在重慶被國民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階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裡，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的贊道：&l;堂哉皇哉！&r;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孟真對他們說：&l;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rdo;[46]

羅家倫這段回憶難免有政治偏見及主觀成分，但此說的許多內容與史料相吻合，說明並不是空穴來風。傅、羅談話，較為透徹地反映了傅氏的內心世界和人生觀。傅斯年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並公開表示反對。他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宣稱共產黨&ldo;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rdo;。[47]隨後又宣稱：&ldo;國民黨誠然太對不起國民，其所以對不起國民之一件，即是過量的對得起這些殘餘勢力，因為當年自己不曾努力，把這些東西根本拔去了，使他們今日尚在那裡胡思亂想，胡言亂道。&rdo;就中國革命的形勢與奪得政權建國方略問題，傅氏認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與經濟條件特別是天然條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現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ldo;俄國革命黨歷史將及百年，以如此長期之演進，如此長期之訓練，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黨中吸收不少，因為俄國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學教師、低階官吏、小商人、小工業家、工程師、技員，政權到手，辦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國，不然乃是發瘧子。國民黨以中山先生偉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經過，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國的人才來，遑論幾年中專靠怨氣及性慾解放一隊缺知識少訓練的人們。共產黨之一朝攫得政權雖可能，而共產黨之建國是辦不到的。&rdo;[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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