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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氏之推理可謂獨闢蹊徑，異軍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但細加琢磨，似仍有不能服人之處。其一，孫氏引用的唯一直接證據是顧潮所言，而從顧潮所寫的這段文字中，看不出引用諸如顧頡剛《自傳》、日記，或其它相關的證據材料，只是她自己的一說。顯然，作為1946年出生的顧潮是不會比當時人對&ldo;鹽谷一案&rdo;知道得更多、更準確的。這就出現了第二個問題，即1936年胡適在致蘇雪林的信中，明確有&ldo;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小人張鳳舉之言……就使魯迅終生不忘此仇恨！&rdo;之語，這就是說，此事與顧頡剛無涉，事情壞在&ldo;小人張鳳舉&rdo;之手。面對這份頗有說服力的證據，深感繞不過去的孫玉祥作了如此辯解：&ldo;胡適這樣說還是為了替陳源洗刷，也掩護了顧頡剛（那&l;小人&r;不是顧頡剛，而是張鳳舉）。可謂用心良苦。可惜，顧頡剛的後人並不領情，還是白紙黑字地將這個&l;功勞&r;算在了自己父親頭上。胡適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會啼笑皆非。&rdo;

顧頡剛的後人&ldo;不領情&rdo;固然是自己的失誤或有其他方面的考慮，但非要說胡氏列舉了&ldo;小人張鳳舉&rdo;就是為了掩護顧頡剛，在邏輯上可以講得通，在證據上仍難令人信服。如果說他為掩護顧頡剛而不弄別人，卻偏憑空造出一個&ldo;小人張鳳舉&rdo;做靶子，恐怕胡適地下有知，也一定會&ldo;啼笑皆非&rdo;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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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傅斯年與顧頡剛同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並同住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工字樓，二人始相識。這一年傅17歲，顧20歲。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國文門，顧入哲學門。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齋丙字十二號宿舍，&ldo;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rdo;的顧頡剛，開始與&ldo;大氣磅礴&rdo;、&ldo;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rdo;（羅家倫《元氣淋淳的傅孟真》）的傅斯年成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年僅27歲的胡適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三門課程。作為放洋七年，又是哲學大師杜威高足的胡適，講授洋學問自是得心應手，但講授中國學問就有些不同了。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年長的、國學深厚的名教授擔任。在胡適登臺之前，此門課程由號稱&ldo;兩足書櫃&rdo;的陳漢章主講。據說陳氏在臺上引經據典，誇誇其談，天上地下，雲山霧罩地大談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等等史影裡的人物與故事，兩年下來，才講到商朝的《洪範》。胡適接課後，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遠古歷史和古代哲學家的遺著。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中，採用&ldo;截斷眾流&rdo;的方法，摒棄遠古&ldo;一半神話，一半正史&rdo;的記載，在開篇&ldo;中國哲學的結胎時代&rdo;一章中，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材料，拋開唐、虞、夏、商，直接從西周行將覆滅的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後講起。如此一改，原來號稱五千年歷史被截去了一半，聽講者大為驚駭。當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回憶說：&ldo;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l;三皇&r;、&l;五帝&r;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rdo;（《我是怎樣編的》，載《顧頡剛古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96年版。以下引文同）遭受了重大打擊的學生們並沒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適投降，他們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ldo;胡說&rdo;，於是有幾個激烈分子開始鼓動鬧事，琢磨如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