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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口述，馬星野記錄，載臺灣《傳記文學》，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16]蔣夢麟《憶孟真》，載臺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0日。

[17、18]《五四運動史》，[美]周策縱著，嶽麓書社1999年出版

[19]

1919年4月30日，胡適終生服膺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抵上海，開始在中國講學活動。此時適值&ldo;五四運動&rdo;爆發，在南方講學的杜威聞聽各種傳言，對北京高校學生的做法頗不以為然，他曾寫信給家中的女兒，把北大等高校學生遊行與痛打曹汝霖等行為，看做是一般大學校園中男生們的相互鬥毆，是無聊之舉。但當他於6月5日抵達北京後，親眼看到了&ldo;五四運動&rdo;掀起了新一輪高潮的蓬勃氣象，在一個月內，軍警已拘捕學生近千人，並把北京大學校舍作為臨時監獄關押被捕學生。儘管如此，學生們與政府較量的鬥志不減，愛國熱情已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與參與。此舉令杜威大受感動，並完全改變了以前的看法，對學生們的行動給予了高度肯定與讚譽。6月8日夜間，美國駐華使館設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員三百餘人。席間杜威在演講中說道：此次來京，適逢學界學潮擴大之際，本人不能充分講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現在深覺中國學生不特能教訓自己，並且能教訓他人，實在可以不必他多講演了云云。（1919年6月9日《晨報》）

在社會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北京政府將被捕的學生全部釋放，6月10日下令免去曹、章、陸等三個賣國者本兼各職，傾向於改良主義的老頭子杜威心靈受到很大震動，他在較詳細地瞭解了學潮發生的情況後，於6月20日寫信給家中女兒的信中，再次提出並修正了以前對&ldo;五四運動&rdo;的看法。信曰：&ldo;附帶說一句，我發現我上次把這裡的示威遊行比作我們一般大學裡男生的宿舍打鬥，對這裡的學生說來有欠公平。整個示威遊行是經過了細心的計劃，並且比他們預定的時間還要提早結束，原因是有一個政黨也要遊行示威。他們的運動如果在同一個時候，會給誤認作是被政黨利用。他們要以學生身份獨立採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負起一個大清除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來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rdo;（《五四運動史》，周策縱著，嶽鹿書社1999年出版）

[20、22]屈萬裡《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傅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臺灣大學學生會編印，1951年。

[21]張家康《胡適與魯迅》，載《人物》，2003年第8期。

[23]關於傅斯年放洋留學事，胡頌平《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1984）第2932頁寫道：&ldo;今天蔣復璁帶來民九、民十兩年的北京政府教育公報&rdo;，&ldo;編者附記：在附錄裡，還有傅斯年當年考取出國的分數是八十二分，第二名。&rdo;據臺灣學者王汎森說：&ldo;為了這次官費考試，還有一個插曲，即許多考官因為傅斯年是激烈學生而不擬錄取。當時山東省教育廳的科長陳雪南出面力爭，認為成績如此優秀的學生非取不可，終於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後陳雪南與傅氏保持相當友好關係，1948年，傅在美國，竟被選為立法委員，傅氏不就，也是託陳雪南勸說才接受。&rdo;（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載《胡適研究》，第二輯，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4]《新潮》，二卷，一期&ldo;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