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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路上經常碰到日本人，他們大都年輕、低眉順眼，一個人獨自沉默地行走。你若要與他們交談，他們中的大部分會神情羞澀地說出一句讓你耳熟的話：

&ldo;我只會說一點點英語，‐‐icanspeakonlyalittlebitenglish。&rdo;或者他會告訴你：&ldo;yenglishisverypoor。&rdo;一邊說還一邊把拇指和食指捏起來比劃著名，alittlebit，一點點，真的只是一點點。

而集體染著參差不齊的黃頭髮，穿著肥腳褲，提提塌塌地蹬著一雙寬大的、不合腳的旅遊鞋的韓國學生，一群兩群，三個五個，像逛公園一樣精力充沛地走著，在大街上喧鬧地說著韓語，圍著各種小吃攤，衝進各種旅遊品商店，熟練地、齊心合力地砍價。

一個人的日本人，他們並沒有拉幫結夥，一哄而上，他們在塵土飛揚的異國大街上一個人彷彿落落寡歡似的低頭走著。

在西藏轉神山岡仁波欽時，晚上投宿在寺廟中。那座小廟位於山腰，門前就是奔騰喧囂、波浪雪白的大河。站在寺廟的頂部平臺，岡仁波欽就在眼前，像皇冠一般靜靜閃耀著神性的光芒，彷彿近在咫尺，又彷彿遙不可及。

那晚活佛睡在裡屋，響亮地打著呼嚕。我們幾個不期而遇的投宿者‐‐我和兩個日本人，一起躺在外間廳堂的地板上、泥塑宗喀巴像的下面。

就著那一棵靜靜的高低伸展的燭光，我們聊起關於理解，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或者和下一代人之間的理解。

很難麼？大概很難。真的很難。

他們在餐館裡洗盤子，在超市當收銀員，在網球場做陪練，在公園裡做園藝師，他們在歐洲公園的長凳上過夜，在美國的垃圾桶裡翻揀食物，他們在尼泊爾的荒山種樹，他們漂洋過海去他鄉的農場收穫葡萄，他們在澳大利亞或者加拿大的農場裡曬得全身黝黑、面板剝落，他們就是不想過他們的父母曾經過著、一直在過著的勤勞工作、老實掙錢的日子。

對那些他們從小就熟悉的日子，他們說：&ldo;厭惡。&rdo;

厭惡。難道厭惡也能成為一種力量？難道這種力量也能將人放逐、直到天涯海角？

我告訴史太郎，有一次在孟加拉的達卡機場等飛機時，我碰到了一個美國人。

現在很少能在路上碰到美國人了，雖然直到十多年前他們還是路上的常客，他們的搖滾樂也曾隨著路上的美國人流佈了世界。

但我竟然碰到了一個美國人。

飛機一再延誤。我們從下午兩點等到四點，然後被告知大概傍晚七點，然後又被告知大概九點。我和那個美國人就是從九點開始聊起來的。我拿出我的世界地圖冊，請他給我比劃他的三次非洲之行。所以到晚上十一點上飛機之前，我一直在津津有味地聽他說他從七十年代末期開始並且持續了二十年的非洲故事。

這個美國男人又瘦又高的個子，微微地駝著背，花白的頭髮在腦後粗率地紮成了一根瘦小的馬尾。他面板蒼白，手背上青筋暴露，要不是他開口說話，很難認出他是個美國人；我見過的美國人，大都言高氣盛，營養充足。

他有一雙淺藍色的眼睛，瞳仁裡那種淡淡的淺藍顯露出一種推心置腹的誠懇，可是不知為什麼，這雙眼睛卻又時時閃現出疑慮重重的驚恐，這使得他的臉上常常帶著一種心虛膽怯的神情，好像是做錯了什麼，又好像是因為什麼而感到難為情。

這讓我對他感到好奇。非洲只是個藉口，我只是好奇。

在飛機上時我特地和他坐在一起。從達卡到孟買，我們飛了四個小時。

我不再問他關於他在非洲的生活，關於蘇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