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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已懷上第三個孩子，挺著個大肚子，可就是因為我不跟丈夫過夫妻生活，他竟然把我從床上踢了下來。第二天，他當著我老鄉的面，對我大發雷霆，還伸手給了我一個耳光。我實在受不了啦，就求那老鄉幫我說說他。

我老鄉當時還沒有談戀愛，這樣的事求一個二十一歲的黃花閨女去說，也實在是沒有辦法。人家也不太好說，但看著我那可憐兮兮的樣子，加之她膽子大，當即就答應了。

吃晚飯的時候，我丈夫回來了。我的老鄉對他說，司令員同志，你是老革命，也是師一級首長，你不能這樣對待自己的妻子，虐待、打罵妻子是錯誤的，何況人家還懷著孩子……

老鄉的話還沒說完，他把桌子一掀，拂袖而去了。

我還有個外號叫&ldo;小周璇&rdo;，周璇扮演的是戲劇中的可憐角色，而我卻是實實在在的生活中的可憐角色。我實在忍受不了了。我深深地體會到，人世間最大的苦難不是別的，而是讓你和自己不愛的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最後不得不出走，那對我而言，無疑是勇敢的一步。60年代初，我與他離了婚，離婚之後，我回到了長沙，在一所小學裡當老師。六五年我找到了自己的愛情。

那時候，女兵們最害怕聽到那個&ldo;談&rdo;字。女兵們只要一聽到說哪個首長要找你談話，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有一句順口溜是這麼說的：&ldo;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長找談話。&rdo;有很多人都沒有擺脫這種半命令式的婚姻，這主要跟當時封建思想嚴重很有關係。大多數女人遵循的還是&ldo;父母之命，媒妁之言&rdo;，到部隊，組織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組織決定，也就認命了。但也有違命不從的。我有個老鄉被團政治處主任看上了，說要和她談話。她當即拿了一顆手榴彈，說，你敢來跟我談，我就與你同歸於盡。當然，這種情況畢竟是少數。

自然，這種&ldo;拉郎配&rdo;也有撞上好運的。那就是彼此結合後，真的產生了感情，生活和美融洽。我有一個姓朱的同學，也是一起入伍的。開始分在文工團。她唱歌實在不行‐‐她有個綽號叫&ldo;朱變調&rdo;‐‐唱不了歌，調出了文工團，把她分到伊犁搞土改，嫁給了一個姓蘇的教導員。不久，那教導員到昭蘇縣當了縣委書記。這個人工作能力強，廉潔清正，即使現在去昭蘇，問及蘇書記，老一點的人還都知道，說那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官。

他對我那個同學很好。記得有一次我去看望她時，她正悠閒地在家裡看小說，一見面，就與我談起了那小說中的故事。蘇書記愛她愛得很呀，連家務活也不忍心讓她幹。他們恩愛一生。但這跟&ldo;闖天婚&rdo;一樣，闖上這麼個好的，的確太難了。

總之，我們這一代人是不得不在命運的泥淖中掙扎。生命像塵埃一樣，隨著命運那雙無形大手的揮動而起伏顛沛，怎麼也擺脫不掉，逃避不了，因而不得不留下那個環境和那個時代的深深烙印。

曾可蘭：知道什麼叫&ldo;二八五團&rdo;嗎?(1)

我是與李蔚華、範志群一起到的和田。那真可謂是漫漫長路啊!但到了部隊，卻連一床被子都沒有給我們發。我們三人只有一床從老家帶來的薄被和一床在西安發的軍毯，三個人擠在一起睡，還常常被凍醒。我們提了幾回意見，被子還是沒有發下來。後來才知道，組織上已有意圖讓我們與老同志儘快結婚，所以就不打算發了。

我在迪化就聽說過這樣的事，那是聽幾個八一農學院的學員在旁邊議論。

一個學員說，聽說分到下邊的女兵一去就要結婚。

另一名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