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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讚賞，2007年被授予希爾頓人道主義獎（Conrad　N。Hilton　Humanitarian　Prize）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這些認可幫助“託斯坦”得到私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美國猶太人世界服務組織”（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的財政援助，因而能夠穩步擴充套件。為了鼓勵捐助者，“託斯坦”還發展了自己的贊助計劃：捐助者可以“領養”一個約800人的村莊，支付1。2萬美元開設為期三年的課程。

除了華盛頓特區辦公室有兩名美國人負責籌募資金和推廣工作外，莫莉是非洲“託斯坦”唯一的西方職員。非洲“託斯坦”強調僱用當地職員，使其成本效益極佳，部分原因是莫莉只支付自己4。8萬美元的年薪。現在面臨的考驗是她的模式是否也能在索馬利亞、蘇丹、查德、衣索比亞和中非共和國成功推行——由於部分國家飽受戰爭衝突的蹂躪，在這些國家工作相當危險。

小規模運作良好的計劃，搬到非洲大舞臺卻效果不佳，這種情況歷史上早有先例。不過至少在索馬利亞，初期跡象令人振奮。而莫莉也在疑惑，不知道“託斯坦”模式能否套用在終止其他有害的社會習俗，比如榮譽謀殺上。在非洲其他地方，別的團體也從反對外陰切除的運動中獲得了動力。一些思想開明的埃及人逐漸開始公開反對這項習俗，其他救援團體——包括“關懷”，也正在進行開創性的工作。衣索比亞和迦納的一些當地草根團體特別令人刮目相看。幫助根除天花的比爾·福奇（Bill　Foege）是公共衛生領域的傳奇人物，他認為外陰切除現象如果能消失，那麼大多也要歸功於莫莉和“託斯坦”職員的努力。

“他們做到的事情，是聯合國會議、無盡的決議案和政府宣言所沒能做到的，”福奇告訴我們，“非洲發展史要是寫成文字，賦權女性這一步定會記上重重一筆，因為這是一個轉折點。‘託斯坦’已經顯示賦權是有感染性的，不論是個人還是村莊，都是透過一傳十十傳百的方式實現的。”

全世界都在悉心學習像“託斯坦”這樣的組織，吸收他們的實地工作帶來的重要經驗。其中之一，是讓大家確信進步是可能的；挑戰唯有在直面問題時才能克服，至於如何克服，我們已有更好的戰術。失敗的大型運動之所以沒有達到目標，例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反抗外陰殘切運動，以及西方人標榜賦權女性的阿富汗救援任務，就因為那是由“高坐在樹頂”的外國人所制訂的。他們向當地人請教，只是做做樣子而已。西方人舉辦會議和改變法律的做法，在無數議題上已證明效果不佳26。如同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後來擔任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階專員）所說：“50年的人權機制，30年幾十億美元的發展計劃，以及無數的高階修辭，把這些結果相加起來，你會發現它們所產生的全球影響力是相對遜色的。這是執行上的失敗，其規模之大，讓我們全都抬不起頭來。”

相反，有些計劃則產生了驚人的改變：託斯坦、奇蹟基金會、鄉村銀行、蒲隆地“關懷”計劃、孟加拉國鄉村進步委員會、印度的“自僱婦女協會”和“世界自救婦女”。共同之處在於這些計劃皆是民間草根計劃，所有權屬於當地人，有時候比較像是社會或宗教運動，而非傳統的救援計劃。通常由特別優秀且有緊迫感的社會企業家所推動，這些社會企業家曾經接觸過“樹頂”的努力，加以改造後創造出更為有效的由下而上的模式。對於把目標放在發展中國家婦女的新國際運動，這是往前邁進的關鍵步驟。

女孩幫助女孩

民間援助受虐婦女的作戰前線可能是在非洲和亞洲，而喬丹娜·康菲諾（Jordana　Confino）在新澤西的韋斯特菲爾德鎮（Westf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