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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果然言之成理，而究其思想淵源，應該是從杜預一脈發展而來。杜當初也是從《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訪問魯國這件事入手，推論《春秋》的完成過程分為三步：先有周公垂法，中有史官記錄，後經孔子編修。很有疑古惑經精神的劉知幾也說「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48甚至人們以為在周公之後、孔子之前的五百年間，再沒有一個能著書的人，便把作者無考的古經都歸在周公名下。49所以，在主流觀念裡，孔子從思想到素材都非原創，乃是秉周公之志、承史官舊文。50而將周公與孔子並舉，也代表著時代風氣——宋朝以前是「周孔」並稱，宋朝以後才「孔孟並稱」。顧炎武這是把舊說推而廣之，既解答了始隱問題，同時還彌合了一對千載矛盾。

這個矛盾，即顧文提到的這兩句話：一是「述而不作」，二是「作《春秋》」。「述而不作」出自《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作《春秋》」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兩句話全是聖人之言，但是「述而不作」和「作《春秋》」這明顯就是一對矛盾：孔子要麼這一輩子什麼都沒「作」過，那也就根本沒作過《春秋》；要麼孔子確實「作」了《春秋》，因而「述而不作」之言並不符合事實。

這首先是一個訓詁問題，即「述而不作」和「作《春秋》」的兩個「作」字是否同為「創作」之義。「作」有「興起」義，如《周易·文言》有「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也有「削」義，如《禮記·內則》有「魚曰作之」，是說給魚削鱗，51以此兩義釋「作《春秋》」之「作」，也是可以講通的。

但這只能揣測而無法鑿實，如果忽略訓詁問題，把兩句之「作」同視為「著作」之「作」，再忽略掉「今本《論語》的可靠程度」這一問題，52那麼，上述兩句話的確構成了一對看似無法調和的矛盾，而顧炎武卻把這對矛盾表述合情合理地捏在一起了，還從中解說了魯國國史的淵源。但這是否主觀成分太多了些？

顧炎武很快就遇到了反駁。雖然當時閻若璩還不知道什麼是奧卡姆剃刀，但的確用到了這個辦法——他從杜注出發來問難顧炎武：按照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序》（即《春秋左氏傳序》），都說周公垂法，孔子從而修之，何必敷衍出「起自伯禽、成於魯國良史之手」這類說法？53

顧氏說得在理，閻氏駁得的也在理，但畢竟是非很難鑿實。當然，和其他前輩先賢的說法一樣，顧炎武的結論也許是對的，只是論據和邏輯尚不足以證實自己的說法而已。

6．以古史為時政作解：始隱而意在三桓

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卻有很多。歷代經說，還有說始隱取意於周天子不該給諸侯之妾送喪儀的，更有說這問題和周平王無關而是取意於周桓王的……54各個學說有興起，也有沒落，比如，隨著漢朝的結束，「孔子作《春秋》為漢朝預製憲法」的說法自然沒了市場了。那麼，究竟正解為何？有一個較為晚近的答案取意甚妙，似乎也更為合情合理，即《春秋》的發端其實是和三桓有關。

孔子時代的魯國正是三桓的勢力甚囂塵上的時候——《論語》裡就沒少這些記載，魯國國君幾乎被架空，而三桓當中又以季孫氏僭越至高權力，還曾經以天子之禮樂規格「八佾舞於庭」，搞得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所謂三桓即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我在《春秋大義》裡介紹過一段「君親無將」和「緩追逸賊，親親之道」這兩則大義的原委，說魯莊公、慶父、叔牙、季友這兄弟四人圍繞繼承權展開一連串的生死惡鬥，後來，慶父的後人別立宗族，稱為孟孫氏（也作仲孫氏），季友的後人就是季孫氏，叔牙的後人就是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