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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是南方日報的正式員工的話，很可能有關王聖堂歷險的報導不會不明不白的胎死腹中了。就在此之前，《南方日報》攝影部的梁有祥師傅也像我一樣前往廣州火車站偷拍了一組有關吸毒者的鏡頭，當即被報社領導當成了英雄，不但《南方日報》不惜用大幅版面來報導此事，其下面的兩份子報《南方週末》和《南方都市報》均一起上陣助威，轟動羊城，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有關領導對報導大力批示，各有關部門迅速行動，一下子就解除了這個長期盤據在廣州火車站的大毒瘤。這位默默無聞的梁師傅一下聲名大震，不但受到各式各樣的獎勵，而且很快由報社出資出版了一本記錄此事的書，報社總編輯更是親筆作刀寫序。這無論是對梁師傅本人還是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是一件好事。梁師傅的義舉令我們更加敬佩，因為作為同行，我們已經有更多的歷險和體會。只是我至今不明白的是，同樣是在報社有關領導的組織和指派下採訪，同樣是廣州火車站一帶的敏感問題，我們和梁師傅同樣是以一名新聞工作者的職責和正義感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前往這些布滿雷區的危險地帶臥底暗訪，為什麼他能得到有關領導和地方部門的讚許，而我們在王聖堂的暗訪以及祈福新村兇殺案的採訪卻是揭露&ldo;廣州的醜陋，敗壞廣州良好的形象&rdo;而無端受到責難呢？難道僅僅是因為我們不是南方報業的正式員工麼？！還有一次，報社的一位有編制記者，於1998年的9月19日在都市報的頭版頭條位置上發表了一篇&ldo;到東山區法院狀告東山區法院&rdo;的新聞，不知是錯得太離譜是迫於有關部門的壓力，結果第二天，都市報又不惜版面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ldo;道歉告示&rdo;，而這位記者不但一點事也沒有，後來據說還當了官。舉這個例子並非我對這位同事過不去，我只不過是借事說事而已。不難看出，之所以在這家省級新聞單位老是出現這些咄咄怪事，不能不說與報社領導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同樣是南方報業的員工，同樣是活生生的生命，同樣是記者，我們相同的採訪結果卻會有如此大的差別！當我們這些新聞記者不顧威脅恐嚇，不顧生命危險，為弱者執言仗義，為社會激濁揚清，為民眾的利益大聲吶喊之時，又有誰來保護我們的合法權益呢？

1999年8月底的一天，我收拾行裝，踏上前往首都的火車，從次竟一去不再回頭。那一天，當我帶著滿身的傷痛離開羊城時，曾在銀河村治安員打人事件中大力聲援我的泰國僑胞謝先生，得知我要離開南方北上求學後，特意派他在廣州工作的弟弟謝崇宣先生為我送行。在廣州火東站，忠實的讀者黎世冬在他的弟弟黎世軍的陪同下，也特意趕到車站為我送行。這時我才獲知，由於那次在銀河村被治安員打傷後，他已落下了終身的後遺症，已無法像以前一樣從事體力勞動，而只好做起了摩托車拉客的生意。在火車站，面對這幾位前來為我送行的朋友，我百感交集，熱淚盈眶……

2002年3月4日的一天夜晚，華燈初上。正在北京長安街頭匆匆行走的我突然接到遠在南方的昔日同事、此時正在出租屋裡複習考研的曾華鋒的電話，他在那頭頗為感慨地對我說：&ldo;石野，我們雖然都離開了南方都市報，但報社沒有忘記我們這些人，同事們沒有忘記我們……&rdo;此時正在複習考研的他，也像我一樣，經常在晚飯後外出散步，這一天，他在廣州天河街頭散步時，像往常一樣買了一份當天的《南方都市報》，時值《南方都市報》改為日報後的五週年紀念日，在由老同事譚智良以&ldo;西涼&rdo;的筆名發表的一篇紀念文章中寫道：&ldo;……想起來了，下面的人不得不敬：石野、曾華鋒、羅斯文。想當年，你們也曾風裡來雨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