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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結果不遂人願，汪世顯還是與南宋四川官員保持著良好關係，在金國滅亡後，依然積極與南宋通好，然內附一事終究難成。當蒙古大軍兵臨鞏昌城下時，汪氏必須要作出抉擇，思慮後嘆道：&ldo;宗祀已矣，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於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死其分也，餘者奚罪?與其自經於溝瀆，故殉一時之節，孰若屈己，紓斯人之禍。&rdo;於是舉城向蒙古皇子闊端投降。

與南宋置之不理的冷漠態度截然相反的是，剛剛興起的蒙古極為看重汪世顯的歸附，任命他仍然為鞏昌等處便宜都總帥，並賜予大量珍寶。

由於汪世顯及其家族在隴右極具影響力，且熟悉四川山川地形，其投降蒙古的重大戰略意義不久即顯露出來‐‐

當時蒙古已經滅掉西夏和金國，要完成天下混一，除了西征之外，就只剩下偏安於東南的南宋王朝。南宋生於憂患之中，在金人金戈鐵馬的追殺中立國，從宋高宗開始，就奠定了屈辱求和的基調，&ldo;苟安&rdo;成為國策。雖偶有對金開戰之舉，但均只是皇帝或權臣轉移國內矛盾的政治需要，當政者從來沒真正有過恢復中原、還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氣，因而歷次北伐無一例外均以慘敗告終。自宋孝宗之後，南宋朝政日益腐敗，統治者只知醉生夢死，得過且過。到蒙古崛起時，南宋在位皇帝為來自民間的宋理宗趙昀，多年來碌碌無為，正忙著提倡扶植程朱道學，根本看不到強鄰的威脅和亡國的危機。而執掌朝政的權相史彌遠則恣意專權，大力打擊異己，朝政一片昏暗。又試圖趁金國疲於應付蒙古鐵騎之時落井下石，以雪百年之前的&ldo;靖康之恥&rdo;，甚至不惜與蒙古結盟，雖然成功滅金，卻也再次上演了引狼入室的悲劇。

端平元年(1234年)初，南宋與蒙古聯軍攻陷蔡州城，金國滅亡。

同年五月，蒙古大汗窩闊臺召開忽裡勒臺大會，除了決定派遣諸王長子西征外，還宣佈要對南宋&ldo;躬行天討&rdo;。是年秋，蒙軍分兵三路大舉南侵，宋、蒙戰爭全面爆發。

然與之前無往而不利不同的是，蒙古軍南下攻宋相當不順利。南宋雖積弱已久，君臣習於苟安，愛國志士橫受壓抑，宋軍孱弱，力不足以禦侮，卻有橫貫東西的天然屏障‐‐千里淮河和大江。蒙古軍以騎兵見長，不習水戰，難以涉渡天險。起初對金國用兵時，蒙古軍亦曾為黃河所阻，&ldo;盤旋積歲，竟不能過黃河，以遂其不奪不厭之志&rdo;。後來還是有人暗中指點，告知&ldo;河之尾有路，可以轉入&rdo;，蒙古軍遂有先滅西夏，而後繞至河尾假道西夏西境攻金之策略。而最終蒙古滅金，仍是假道宋境，&ldo;逾積石，踐蜀境&rdo;，避開了黃河天塹，此迂迴戰略即為著名的&ldo;斡腹之計&rdo;。鑑於蒙古軍在攻宋正面戰場上遭到了一系列的失敗，窩闊臺決定還是採用斡腹的老辦法，即避開淮河、大江，出奇兵繞道西南，從側翼進攻南宋，巴蜀則被選為進擊的突破口。宋蒙開戰後不久，四川即淪為兩軍交戰的主戰場。

四川又稱&ldo;天府之國&rdo;，分為成都府、利州、潼川府、夔州四路，總稱四川路，此即&ldo;四川&rdo;得名的由來。它位於長江上游，對中原成俯視衝決之勢，地位極為重要。春秋戰國時期，秦國起初只是關中之國，然其攻滅巴、蜀後，即對楚國等其他六國形成居高臨下之勢，中原局面頓時為之一變，關中之國最終衝出了函谷關，一統天下。入宋以後，四川更是成為朝廷的財賦重地，號稱&ldo;西門&rdo;和&ldo;後戶&rdo;，戰略地位不言而喻。

南宋初年，宋、金達成&ldo;紹興和議&rdo;，南宋讓出陝西地界，割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