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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的確是該地區發展策略的關鍵。研究東亞問題的經濟學家注意到一個普遍的模式：以前這些年輕女性對於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微不足道，後來國家把她們注入經濟領域，隨即大大增加了勞動力。基本的處方就是緩和壓制，不只讓男孩接受教育，也讓女孩接受教育，並且讓女性有搬遷到城市及在工廠工作的自由，由此因為晚婚和減少生育而迎來了“人口紅利時期”2。同時，婦女還會資助晚輩親人的教育，把薪資的一部分用來儲蓄，從而提升了國民儲蓄率。這樣的模式被稱為“女孩效應”。由於女性染色體由XX組成，這也稱為“雙X解方”。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不只在經濟繁榮的東亞，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幫助婦女都可以是打擊貧窮的成功策略。“自僱婦女協會”（The　Self　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於1972年在印度成立，從那時起，該協會就在支援最貧窮的婦女從事自己的事業，這項舉措使當地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令學者及其他基金會都相當讚歎。在孟加拉國，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創立“鄉村銀行”，鎖定女性為放貸物件，實施小額金融貸款。最後他因為這項事業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影響而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另一個孟加拉國團體——“孟加拉國鄉村進步委員會”（BRAC）是世界最大的反貧窮組織，他們幫助最貧窮的婦女，拯救其生命，提升其收入。鄉村銀行及孟加拉國鄉村進步委員會讓世界上其他的援助組織漸漸發現，女性不只是他們所做這些工作的潛在受惠者，更是發揚光大的媒介。

20世紀90年代初期，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開始注意到婦女所代表的潛在資源。“對於女孩教育的投資，很可能是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投資裡具有最高回報率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時這麼寫道。“問題不在於國家是否有能力從事這項投資，而在於國家是否負擔得起不教育更多女孩的後果。”2001年，世界銀行發表了一項極具影響力的研究報告——《透過權利、資源和言論上的性別平等促進發展》（Engendering　Development　through　Equality　in　Rights；　Resources　and　Voice），表示推動性別平等是對抗全球貧困問題的關鍵。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表一則重要報道，主張性別平等能夠帶來“雙重紅利”，不只提升婦女地位，也提升她們的孩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對於日益增加的相關研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如此總結：“賦權婦女有助於提升經濟生產力，降低嬰兒死亡率，提高健康及營養水平，增加下一代受教育的機會。”

在發展及公共衛生領域，越來越多深具影響力的學者，包括森、薩默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經濟學界傳奇人物傑弗裡·薩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哈佛大學醫學院保羅·法默（Paul　Farmer）醫生等人，呼籲大家多加關注婦女在發展中扮演的角色。私人援助團體和基金會也開始轉換方向。“飢餓援助計劃”（the　Hunger　Project）宣告：“女性是終結非洲飢餓問題的關鍵。”成立“無國界醫生組織”（Doctors　Without　Borders）的法國外交部長伯納德·庫什內（Bernard　Kouchner）談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