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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有個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還鄉時就對其他宦官傳授了盜用皇權的策略。他說，侍候皇帝的要點就是不能讓皇帝有閒暇。皇帝一有空必讀書，接近儒臣，這樣&ldo;否屬恩且薄而權輕矣&rdo;。應該用聲色犬馬、寶物財貨&ldo;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rdo;。皇帝一旦沉溺於享受，那麼使&ldo;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rdo;

正因為外戚和宦官是一體化內部的異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權勢膨脹到相當程度以後，他們就勢必和依照宗法一體化結構組成的儒臣不相容。這時，他們便會越發利用權勢提拔親信，進一步破壞封建王朝。這樣做的結果是，加劇矛盾，加速吏治，最終釀成內亂。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漢章帝死後，竇太后臨朝稱朕，外戚竇憲便總攬大權。竇姓親屬及其黨徒紛紛出任朝官與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公元92年，漢和帝與宦官鄭眾密謀，殺了竇憲。結果宦官集團又借翦滅外戚勢力之機，掌握了朝政大權。宦官當權後，大事鎮壓殺害儒生，製造黨錮之禍。以後外戚與宦官爭權奪利的鬥爭持續不斷。繼外威竇憲‐‐宦官鄭眾之後，還有外戚鄧隲‐‐宦官江京、李國‐‐外戚閻顯‐‐宦官孫程‐‐外戚梁冀‐‐宦官單超，一直折騰到東漢滅亡。

唐代自公元820-826年，七年之中，就有憲宗、敬宗兩個皇帝為宦官所殺。自唐憲宗82o年被殺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個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繼位外，其餘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據自己的需要擁立的。這表明唐代後期，一體化結構已被宦官干政所破壞了。明代司禮太監劉瑾專權，於1508年將三百多名國家在職官員投入獄中，1509年又剝奪了六百七十五個官員的誥勅身份。劉瑾破壞一體化結構可謂肆無忌憚。他誇口說：&ldo;滿朝公卿，皆出我門&rdo;。明末天啟年間，魏忠賢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為&ldo;九千五百歲&rdo;，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閹官僚們，也以鎮壓東林黨人為能事，把東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將編入名冊，加以殺戮或免職。

這些情況表明，外戚與宦官是宗法之外的勢力。他們在得勢時便要挾制皇帝，打擊儒臣，破壞封建王朝。這時，就會出現政治不穩，危機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顯破壞封建王朝的力量，那麼，這種力量為什麼會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並且必然膨脹呢？關鍵在於，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權的放大而帶入封建王朝的。皇權儘管在封建王朝中擔負著不可取消的調節使命，但皇帝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並與其所擔負的調節任務不相稱。朱元璋總攬大權後，每天要批閱奏章一百四十餘件，此外還要處理幾百件政務。控制論專家艾什比曾經說過，一個人的調節能力，最大不能超過他所能堵塞的系統變異度。也就是說，不能超過他每時每刻都在進行的選擇能力。皇帝為了放大自身的調節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種力量。

外戚雖然不是皇統正宗。但他們是皇帝最親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賤，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權利用外戚、宦官來監督控制官僚機構也就是一種不可避兔的選擇。從短期看來，它可能是有效的，這兩種勢力也還可以處於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長期使用的結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壞，甚至皇帝本人也成為傀儡並身受其害。這是一種歷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絕對皇權的調節作用，那麼不管皇帝多麼英明、多麼警覺，宦官或外戚專權總是要出現的。

宦官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對宦官干政防範也最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