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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休養期間，由妻子陪著，他到地壇逛廟會，各種小吃、各種土特產、各種表演，都深深地吸引著他。他居然吃了三個春捲，三個艾窩窩。

這個建議書比你的命還重要

1986年的國際形勢是，除了中、法兩國以外，另外的三個核大國都已達到了在實驗室內用計算機模擬核彈爆炸試驗。因此，他們就主張核禁試，目的在於限制別人發展，維持優勢地位。不言而喻，中國必須也在達到這個水平以後，才能停止核試驗和在此條約上簽字。

鄧稼先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敏銳地意識到核大國設計技術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不需要進行更多發展，如果中國不能搶在這個時間內完成既定發展目標，就會喪失在國際政治、外交中的主動權，結果就可能是“多年努力，功虧一簣”。怎麼才能達到不要做核爆炸試驗就能夠在實驗室用計算機模擬，中央非常需要一個建議書。所以，要讓鄧稼先無論如何得留下來一份我國今後核武器進展的建議書。

第十七章　最後的時光（5）

1986年3月29日，鄧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術。他預感到日子不多了，對許鹿希說：“我有兩件事必須做完，那一份建議書和那一本書。”他指的是關於我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和關於群論的著作。這是一個臨近人生終點的科學家對祖國的最後牽掛。1986年5月16日，鄧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術，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幾乎無法挪步。

說到此時，有著堅強意志和樂觀精神的許鹿希潸然淚下。在鄧稼先住院的日日夜夜，許鹿希自己也再次經歷著痛苦的煎熬：“鄧稼先得的是直腸癌，到了後期身體不停地出血，但是他還要堅持坐在橡皮圈上（以減緩壓力帶來的痛苦）寫建議書，那是他心甘情願的！”

手術後不久，他就要來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雜誌、資料和剪報，藏在病房的壁櫃裡，因為醫生護士不允許他工作。在起草這份重要的建議書時，他幾乎是在和生命賽跑。感到時間緊迫，他置一切於不顧。那時因為疼痛劇烈，不斷地注射止痛針，身上的針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爛了，滿頭虛汗。

許鹿希不能忘記：“雖然我天天陪著他，我情緒和當時的精神根本沒有工夫跟他談他的事業、他的過去。我都急壞了，焦急得不得了，我懂這個病的情況，我非常絕望，一切辦法都試了，根本阻止不了癌細胞的擴散。我那時候看見他還堅持工作，很奇怪，根本不想知道他在做什麼。其實，他做的事情，一方面領導要他做，一方面是他自己也覺得應該把該留下的東西寫出來。

鄧稼先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在醫院寫建議書的時候，不斷地約同事們到醫院來商量。親友們在探視時遇到這種情況，便懂事地告辭了。病房變成了會議室，成了他和九院領導的辦公室。他們不停地商量、討論。那一切我都看見了，他最後的時間非常緊張。”

他寫的對今後中國的核武器怎麼發展的那個建議書很厚，真是費了很大勁在病床上把這個建議書寫出來了。

許鹿希說：“建議書最後寫完讓我從醫院裡抱出來，鄧稼先在我抱著一大堆建議書文稿就要走出病房門的時候把我叫住說‘希希，這個建議書比你的命還重要’。我緊緊地抱著那個很厚的建議書，我知道他是多麼地信任我。那年我58歲，我理解他，這個建議書很重要，比我的命還重要，就是這份建議書我親自送到了九院領導的手中。”

經過和九院的同事們反覆研究討論，多次修改，在鄧稼先逝世前3個多月，終於完成了給中央的建議書。鄧稼先在最後的日子裡，為國家做出了核試驗的最後一些建議。

許鹿希說：“這個建議書非常關鍵，當時很多人參與討論，是鄧稼先跟于敏兩個人簽名的。于敏我們在前面也提到，他也是九院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