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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廣泛的影響，進一步奠定了他作為一個思想性作家的定位。

20世紀90年代對於中國是一個特殊的階段，首先，知識精英們千呼萬喚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實質性的階段，過去完全由政府調配的社會資源逐漸轉向市場調配，人們生存的自由空間不斷擴大，帶來了對有限機會的無限競爭。一馬平川的地面開始浮動，原來在人民群眾概念下過著同質同量生活的中國人開始分化，階層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家庭之間地位和收入的距離越來越大。80年代得以復甦的鄉村大面積凋敝，成千上萬的農民潮水般地湧入城市，城市裡又有大量的人員下崗待業。作為自由競爭補償機制的社會保障體系一時間還建立不起來，國民教育、公共醫療等許多本來應該由政府支付的公共產品，都在大力推行產業化、商業化，要求人們購買，在社會競爭失利的人將面臨無底的深淵。於是競爭愈演愈烈，不斷升級並且迅速惡性化，社會的道德底線也一再下降，許多人開始在道德和法律的界線之外尋找生存的機會。交易中充塞著欺詐行為，市場上到處是假冒偽劣產品，街面上鋌而走險和見死不救的事情時有發生。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和人與人之間的信用關係都受到了巨大的破壞，到處都有佈設的陷阱和圈套，人們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穩定感，總是處於一種焦灼、惶恐之中，不知明天會發生什麼。曾經為市場經濟奔走呼號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們驚訝地發現，在正在建立的體制下，他們的位置也飄搖起來，而且不斷下陷。面對真龍的降臨，這些原本沒有後顧之憂，現在有可能淪為弱勢群體的葉公們心意徊徨，失去了對現實說話的能力和自信，更遑論要批判什麼了。物質生活的迫切性使它贏得了遠遠超過精神生活的價值，對正在下沉的肉身的拯救優先於對靈魂的拯救。

此外，是西方後現代思潮的澎湃湧入，成為失語者最後的語言，成為一種所向披靡的學術時尚，將人文知識分子，特別是學院知識分子如數收容，變成它的信徒和弟子。他們用中國生活的經驗去理解、演繹西方的話語，並且不加檢視和批判就拿來套解中國的社會現象，瓦解中國人心中所剩無幾的價值理念，為中國社會的世俗化，乃至惡俗化浪潮推波助瀾。

應該說，中國剛剛經歷過為期不短的禁錮個人肉體慾望的歷史階段，人們對自身的身體和與之相應的物質生活的福祉還相當陌生並心存好奇，深明世道人心的人對這種世俗化的浪潮是可以理解和預設的，但理解之後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則是另一個問題。是採取一種“勿忘勿助”的態度呢，還是採取一種慫恿激勵的態度，像過去歌頌高標絕俗的極端理想主義那樣來歌頌它，把這種生活取向抬舉為唯一真實的貨幣來排除一切價值？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嚴格說來，人生面對的是由諸多問題交集起來的一個問題域，而不僅僅是某個單一的問題，因此對它的回答是一種道，而不僅僅是一個理。人生在世，既要解決與生俱來的所謂世俗化的問題，解決人能否在地面上站立起來乃至行走的問題，還要解決情感的慰藉與精神的昇華與超越，解決人能否在天空中飛翔起來的問題——這關乎心靈的福祉。

處身如此跌宕與喧囂的時代，面對生活提出的種種困惑，是一個作家欣逢的幸運。韓少功一直關注著社會和人心的微妙變化，對諸多問題都進行了沉靜的思考。他接連丟擲了《靈魂的聲音》、《無價之人》、《性而上的迷失》、《偽小人》、《夜行者夢語》、《個狗主義》、《世界》、《佛魔一念間》等一系列隨筆，對流行思潮和大眾心理盲區和誤區進行分析與批判。

《靈魂的聲音》（見《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是針對時下文學中存在的精神失血狀況而寫的，文章指出：“今天小說的難點是真情實感的問題，是小說能否重新獲得靈魂的問題。”而這個問題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