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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朝基本上的不理會這些西方人的貿易請求，除非西方的國王向中國稱臣，成為中國的藩屬國，才有資格與中國產生貿易往來。

因為與中國官方進行正式的貿易往來，比想象中要艱難，使得不少的西方人，惱羞成怒。

比如，崇禎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就與明朝發生了數次明荷戰爭，均是明朝打贏了。所以，荷蘭人有明一朝，皆被排擠中華貿易體系的邊緣。

崇禎年間還有幾名英國的船主屁顛屁顛的組隊來到東方貿易，結果在廣州與中國商人吵架，也被明政府罰款罰到破產。不過，後來英國人因為搭上鄭芝龍家族的那條線，反而比荷蘭人更容易獲得中國商品。

簡單說，明政府對西方人，都是當做不請自來的海盜（事實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職海盜，遇弱則搶，遇強則商），泉州、廣州的市舶司，從來未公開允許西方人前來貿易。

天津的市舶司，與廣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國商人，都可以來天津貿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滿清韃子，只要繳納10％的關稅均可貿易。

至於朝貢、勘合的文書，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的開明，海關剛剛開啟不久，已經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廣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鮮船。

葡萄牙人販運了一些蔗糖、西洋鍾、玻璃器具，皆是市場上較為歡迎的奢侈品，大約在天津賺走了30萬兩白銀。不過，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萬兩，採購中國的絲綢、棉布、紙張、瓷器等等貨物。

朝鮮船運來了高麗參、高麗貢紙等等產品。朝鮮的經濟文化受到中國影響巨大，許多的中國技術，對朝鮮並不保密。所以，朝鮮在這個時代紡織、造紙等等技術，也處於比較領先的地位。而高麗貢紙，在明朝市場也是品牌比較響的高階紙張。

日本商船，運來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價格的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運費，也有利可圖。不過300石，在港口只能賣個2。5兩一石，才值750兩銀子。

而日本刀造價莫約一兩銀子，運到明朝能夠賣50兩的高價。200把日本刀倒是給日本商人賺了近1萬兩銀子。不過，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場中採購了價值10萬兩的絲綢、棉布等等貨物。

這個年代，明朝與任何一國建立貿易往來，基本上都是明朝貨向別國傾銷。而且，無需明朝商人主動傾銷，而是外國商人，拼命的從明朝進口各類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來天津貿易，給天津市舶司帶來的稅收達到15萬兩之巨！而且，還深受商人的歡迎。。。。。。。

而明朝其他的稅收體制已經徹底敗壞了。暴利的產業收不到稅，而只能在自耕農身上徵收到稅收。

比如茶葉生產向來是暴利產業，一畝茶園能夠創造十多兩銀子的效益。

但是整個浙江省的茶葉稅，茶園種植面積超過百萬畝，卻只收到幾十兩銀子的稅收，茶葉稅在南方已經名存實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會高舉“與民爭利”的高帽子！

中國古代文人口中所謂的“民”，並不是底層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縉紳階級！所謂與“民”爭利，就是與有錢有勢的大地主們爭奪利益。

而官場上的官僚們，大多數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貧寒計程車子，當官之後很快也會成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團。…；

因為本該是納稅主體的既得利益群體，“既當球員又當裁判”將朝廷體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後期以來朝廷稅收制度一敗塗地。

而張居正這個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進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張居正的一系